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侵略华北，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机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正遭到围剿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二九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中共和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新。
但蒋中正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在此请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反蒋主张。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中正实施“兵谏”。共产党闻讯后欣喜若狂，誓言将能一举清偿上海反共清党的血债;不料张学良在看了蒋介石日记后深感愧疚无意杀蒋，斯大林亦发来电报，强硬要求释放蒋介石，最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苏俄指示，与国民党间和平协商解决问题，共产党后来也转变了看法，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自愿被蒋中正收编瓦解。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
声势浩大的群众新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机化。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一二九运动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掀起了全国抗日的救亡运动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