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为何公开否认是胡适的弟子
为写这《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他全面阅读了历代易学文献，要书中第三章文稿，可过了一年多，既未发表也未退回，牟宗三追问，编辑说稿子已交胡适院长审阅。
牟宗三去找胡适，“胡先生很客气，他说：你读书很勤，但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牟宗三称自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去看《易经》的，胡适讽刺道：“哦，你是讲形而上学的！”还开玩笑地说，你恭维我的本家（胡煦），很了不起，你可以出一本专册。
牟宗三“尽礼而退”，可回宿舍后却“压不下这口气”，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大概说的话有许多不客气处”，从此将胡适得罪了。
胡适主张“小心求证”，对哲学不感兴趣，牟宗三曾选修过胡适的课，胡适在日记中评价牟“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对于牟的信，胡适未予回复，但牟宗三后来一直无法进入北京大学系统任教。抗战时，熊十力曾给汤用彤写信，让他帮牟宗三在西南联大中谋个教职，汤回信说：胡（适）先生通不过。此时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不在国内。
1958年12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胡适招待会，胡适称牟宗三是他的学生，牟宗三当场否认，让胡适极为尴尬。
牟宗三为何与梁漱溟绝交
梁、牟的根本分歧，在于梁漱溟中年以后对“制度优先”不以为然，认为应以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为立国之本，而牟宗三讽刺这是“君子路线”，认为没有制度建设，必然“局促短浅”，所谓“新农村”，不过是“新时代说圣谕”，是“烧扰农民”。
梁漱溟自命“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牟宗三则说冯友兰是“脓包哲学”，金岳霖是“外行”，唐君毅才“水深三尺”，自己则“深可五尺”。二人都自视过高。
1945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梁漱溟表现活跃，牟宗三去信批评，梁毫不客气，在原信逐条批答后寄回，犹如给学生改作业。牟宗三“将梁氏批语一一剪下，装入信封挂号璧还，以示与梁氏决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