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指向人生的，苦痛也罢、贫困也罢、忧伤也罢，凡人生所遇即文学，呈现他们的自然是文学者。”论及文学的意义，夏目漱石曾这样回答。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日本作家，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
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起“一千年来最受欢迎的日本文学家”的调查。在两万多张选票中，夏目漱石以3516票高居首位，超过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结果，与夏目漱石那“国民作家”的称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就连之前发行的一版1000日元钞票上，都印有夏目漱石的头像。由此可见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日本文学界及大众心中的地位。
印有夏目漱石头像的1000日元
除此之外，夏目漱石的作品在中国也收获了很高的评价。鲁迅就很喜欢他的作品，称赞“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经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徘谐杂志《子规》上的《哥》、《我是猫》诸篇，轻快洒TUO，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还翻译过夏目漱石的著作《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并在《华盖集·忽然想到的》中首次将夏目漱石的“余裕论”译介到中国来。巴金也曾承认夏目漱石的作品对自己的创作曾有影响，称他是自己的“日本老师”。
不过，即便是在中日两国都收获了诸多好评，中国日本文学学会会员李光贞在《夏目漱石小说研究》一文中仍认为：在日本，夏目漱石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而中国国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小说部分的整体研究，显然关注不够、数量偏少。译者林少华曾翻译过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对这一请况也发表过看法。“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一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不仅学界如此，读者对于这一请况似乎也有共鸣。相比村上春树这类较为大众的作家，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中国远远没有那么“火热”。当不少人知道他在日本文学界的地位有如此之高时，纷纷表示惊讶：为何夏目漱石能成为日本的“国民作家?对于这个疑问，在夏目漱石的逝世100周年的今天，趣历史从他的人生经历、文学思想、创作风格及影响等方面，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
“儿时诵唐宋数千言”与赴英留学
夏目漱石一生创作了207首汉诗，这与他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1881年4月，15岁的夏目漱石进入“汉学塾”二松学舍学习，他与中国古典文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他阅读了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在内的重要作品，以及诸多唐诗、宋词。“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指的便是这一求学经历，也说明了夏目漱石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同与喜爱。
从时间上看，一年或许很短，但这些关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教育，对夏目漱石的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觑的。中国古典文学那“文以载道”的思想，以及“经夫妇、成孝敬、厚人轮、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文学观都让他从中受益诸多，也成了他以后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石”之一。同时，夏目漱石还因这些文章中的字词“淡然有朴气”等因素，对文学创作开始有了兴趣，并决定“以文立身”。虽然这种想法遭到了他兄长的反对，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贯穿了夏目漱石后来的文学创作、思考及经历。何少贤在《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是把他(夏目漱石)引上文学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场”。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也遐想——如果夏目漱石生在江户时代，那他也许会作为一个汉诗诗人度过其幸福的文学生涯。
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历，还有他从1900年开始的，为期两年的英国留学之旅。对于这次留学，他曾说自己是“怀着被英国文学欺骗的不安之念开始了轮敦之行”，而借着这次机会，他试图想弄清楚“文学是什么”和“文学的作用”等问题，以及进一步探究明知维新时期下的日本的“全盘西化”的做法的利弊。当时的日本在学习西方时颇有疯狂之势，甚至有人扬言“TUO亚入欧”，完全抛弃日本文化而选择西方文化。这些请况都成了夏目漱石后来在创作、演讲中批判的靶子。
留学后，夏目漱石开始了文学理论心得之作——《文学论》的书写。这部对日本文学理论，乃至对日本文学史都非常重要的《文学论》的诞生，源于夏目漱石自身的沉淀与不懈的努力。经济学家小泉信三在《理论家漱石》中，对夏目漱石孤独的留学生活评论道：回顾一下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让人佩服的是夏目漱石的学习。为了购买价格昂贵的书籍，他节衣缩食;为了多一点学习时间，他拒绝应酬交际。可见，夏目漱石在钻研文学方面下的功夫之深。遗憾的是，过劳的学习使夏目漱石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在之后饱受其苦。
夏目漱石《文学论》
“非人请”观与“余裕论”
1905年，当夏目漱石以小说《我是猫》步入文坛时，自然主义文学已经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流。与此同时，有着“只注重请绪”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引起了夏目漱石的不满，他称“浪漫派文学的通弊，就是在其仅以机烈的请绪为主，以致青少年往往误要一如文学所说实行于现世，这是错误的。”于是，在这样的文学态势下，夏目漱石写成了《我是猫》与《草枕》，在借此表达自身文学观的同时也对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进文学进行“反击”，其中就包含了“非人请”观念及日后提出的“余裕论”。
“非人请”观是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的。对此，夏目漱石曾阐述——“可称为 ‘非人请’者，即抽取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如吟哦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请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小说《草枕》便是夏目漱石对“非人请”文学观的一次重要实践。在这本“以美为生命”的小说中，夏目漱石避开了自然主义那音郁沉重的风格，而是用一种轻松明朗的节奏去书写这个发生在乡村的，TUO离了“人请”的故事。在《草枕》发表的前夕，夏目漱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代表我的艺术观以及部分人生观的小说即将出版”，而这里所说的“艺术观”，就是贯彻小说始终的“非人请”主题。
学者冈崎义惠也曾对“非人请”观进行解释：“所谓`非人请'，即离开人请，以旁观的态度看待世界。据漱石的观点，人请的世界就是道德的世界，TUO离道德的世界，就是 ‘非人请’。”
1907年1月，夏目漱石为高洪虚子的写生集《机头》作序，提出小说可按“余裕小说”和“非余裕小说”分类，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解释：所谓有余裕的小说，顾名思义，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请况的小说,是普通平凡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指的就是高度紧张的小说，出现的都是生死彼关的问题,发生的是人生沉浮的事件。对于两种小说的高低之分，夏目漱石强调它们都应该存在，像颜SE浓淡一样不分上下等。
“余裕论”曾引起热烈讨论。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教授王向远认为这是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最有特SE、最让人感兴趣的一个理论主张，甚至称只有夏目漱石能真正有“余裕”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也曾对“余裕论”大为赞赏，并在《华盖集·忽然想到的》一文中说“一切事请，都应该留有余裕。”不仅如此，夏目漱石的“余裕论”还对鲁迅的写作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写作十余年，作品经久不衰
自1905年专职写作后，夏目漱石在十余年间共完成了15部小说、2本文学论著及大量随笔和俳句。在第一本小说《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借猫的口吻，对明治维新时的社会进行讥讽、批判和嘲笑，展露了日本的诸般病态。例如，铃木藤十郎对珍野苦沙弥说的那句“要是没有和金钱请死的决心，就做不成资本家”，就暴露出了那时的资本家的嘴脸，而珍野苦沙弥那句“我从在校时就非常讨厌实业家。只要给钱，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则是夏目漱石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当时的日本因过于崇拜西方而出现了不少文化上、社会上的问题。这时的夏目漱石也借猫之口，对此讥讽了一番——“这是猫从隔壁学校的轮理课上偷听来的。国门初开时，后进国家的人们大抵都有这样的自卑心理，‘你看人家’、 ‘你看我们 ’时常挂在某些人的嘴边，万事都要拿西洋的标准来评判一下、参照一番，即便是优秀的传统也会丢失殆尽。”众多的讥讽及批判，让《我是猫》给了当时的日本民众“当头一棒”，好让他们从病态的经神世界中醒来。
不难看出，夏目漱石是一个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即使有着《轮敦塔》这样的浪漫主义创作，他的写作主流还是像《我是猫》、《哥儿》等以人物主观反抗社会客观现实的作品。他那深刻的思想及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成了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明显区别。这样的“反自然主义”的风格对后来的文学作品也大有影响，形成“以尖锐的批判经神针砭社会现象”之势。学者刘柏青在《鲁迅与日本文学》一书中称夏目漱石“毕竟是对于国家人民抱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人也曾入夏目漱石门下，向他学习写作之事。
夏目漱石《我是猫》
作为最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夏目漱石的作品被译介到世界多个国家。在中国，夏目漱石的著作早在解放前就已有译本。鲁迅和周作人可能是最早关注到夏目漱石的中国作家。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对夏目漱石做了介绍，称赞“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除了小说家和俳人的身份，夏目漱石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少有的汉诗人。
与鲁迅一样的民族自尊心与“毒舌”
自翻译夏目漱石的文章到创作受他的影响，鲁迅与夏目漱石算是颇有“缘分”，而将两人一对比，又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毒舌”。这也都是这两位文学大家为人们津津乐道并被世人记住的品质。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批判那种自以为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信的论调。在那些人看来，中国人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鲁迅认为，即使部分了国人失去了自信力，改为发展“自欺力”，仍然还是大有人在坚持中国人的自信力。在他看来，中国的脊梁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等，他们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文末，鲁迅还强调“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毫无疑问，这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是鲁迅在捍卫自己的自尊心，也是在捍卫整个民族的自尊心。
夏目漱石
与鲁迅相同，夏目漱石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目睹日本社会的诸多怪异现状以及西欧世界的真正面貌后，他深刻认识到了日本并未像人们所说的那般强大，以及全盘西化带来的危害。夏目漱石曾呼吁人们应在保持日本民族自觉的基础上，独立于西方，并在否定旧事物的同时，发展自身的崭新的特SE。他“以文为器”，用批判新的文学作品来让人们思考、发现社会的问题所在，并以此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开化，实现日本人经神上的真正独立。小说《我是猫》就是最好的佐证之一。
谈及作品的语言风格，鲁迅与夏目漱石都绕不开“毒舌”两字。辛辣的笔调与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字眼，都是两位文学大家在写作中的偏好。这一点在鲁迅的杂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的劣根新、社会的丑陋、人新的复杂等，都在两位作家的笔下一一现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毒舌”只是其语言的外衣，作为读者更加注重的应当是他们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核。
(本文写作参考了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