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和北欧国家可谓“经英高产国”：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在移居别国之前就获得了很高的引用率。它们在培养经英方面也不逊SE，擅长早早识别人才，并为来到本国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沃土，帮助他们取得重大成就。亚洲国家最擅长招募人才，吸引引用率高、久负盛名的学者来到本国。大洋洲也很善于培育学者，科学家来到这些国家后，很容易获得较高的研究潜力。
引用率较高的学者往往有较为固定的迁移路线。科学影响力最大、且来自北美的科学家往往在北欧和西欧落脚，其次会前往东南亚。引用率较高的北欧学者往往会被南欧的研究机构挖走。引用率较高的西欧科学家则通常前往大洋洲和东亚。
来自大洋洲的学者来到北美和南欧之后，往往会做出影响格外大的研究成果。中亚和西亚国家（包括美国移民禁令中包含的国家）前往北美和欧洲后，论文引用率便达到了新高。如果禁止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进入美国，或导致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被他国撷取。
无论在哪个地区，人才流动都会促进论文引用率的提升。在世界各地，流动学者的论文引用率都高出不流动学者。不过这一差距在各地有所不同。在北美国家，流动学者的引用率只高出10.8%，在东欧则高达172.8%。
衡量措施
当然，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我们无法判定“学术原属国”是代表出生国、还是科研人员接受学术训练、或获得雇佣的国家，它只能说明某人最初发表论文是在哪个国家。若某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倾向于不在知名期刊上发表首篇论文，这些国家的人才流动新便会被我们算低。此外，被我们归为“不流动学者”的人也许只是处于“流动前状态”，即暂时未移居过其它国家。还有，我们分析的论文发表时段未超过十年，主要关注期刊文章，还对发表的论文数提出了限制，这也许导致不同学科在分析中有所偏倚。我们也未研究各国之内的流动率，对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一数字也许不容小觑，也很值得关注。
在这样一个人才流动新持续增长、日趋复杂、且备受威胁的时代，我们需要确定国际水平的对比指标。这些指标应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动态地评估人力资本的变动，以及这些变动对知识经济的影响。此次研究便是一个起点。
也许有人认为，即使在流动新受限的请况下，科研人员的合作仍可继续。然而，尽管计算机正不断进步，合作往往仍需依靠人际交往来启动和维持。限制人才流动或将对科学ti系产生反作用，而该ti系对国际合作的依赖程度正在与日俱增。
对现有网络的破坏将对许多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包括美国这样的人才产出与培养大国。凭借其在全球知识网络中占据的中枢地位、以及对其它国家的教育投资，美国受益良多。在美国所做的杰出贡献中，一大部分要归功于在其它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若切断这种联系，将严重影响这些从美国的培养中收益的国家——来自亚洲和其它地区的科研人员接受了美国的投资后，最终又回到了原属国。
不过，某些国家或许会有利可图。这些居核心位置的国家若采取孤立态度，其它与之竞争的国家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例如，在美国总统换届后，申请前往加拿大留学的研究生数量一直在增加。不过，如果这些国家的科研能力欠缺，世界各国的人才便无法得到今天这样高水平的培养。若有合适的文献计量学标准、帮助我们评估人才流动的影响，我们便能考核这些政治变动将在今后数十年间产生怎样的效果。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学者只占少数，但他们的影响力也最大。可见限制人才流转将对整个科学ti系造成损害。（叶子）
（责任编辑：李亮 HA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