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网，网易严选毫不留请地抨击了竞争对手和中国的商业环境。它细数了中国消费者的四个痛苦——“费时”，你买一件东西要花很多时间了解和挑选；“虚贵”，你从商场买到的品牌从生产商到你手里，价格翻了好几倍；“假货”，你在某宝上买到的原单，有很大概率是假货；以及“次品”，国内专柜买到的大牌也可能是次品，不是同一生产线。
网易严选则被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成功品牌背后，总有默默无闻的制造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设计出舒适而实用的商品，被国际名牌看中，“贴牌”高价销往国内。消费者却只记住海外品牌，觉得物有所值。严选熟知你所不知道的品牌制造商，摒弃品牌溢价，让你不花冤枉钱，只为品质买单。”
“希望严选未来不仅仅是网易的严选，也是中国的严选。”在分析师会议上，丁磊甚至将严选上升到国家优秀品牌的高度。
采用已被大品牌多次印证市场效果的外观，只消三分之一的价格，让部分消费者很容易接受网易严选的商品。姚琳毕业后三年一直生活在北京，她曾是无印良品的忠实客户，她能一一识出两者设计的“相似”元素。如今，她却转投网易严选的“同款”——“因为便宜。”姚琳说。
临近新婚的她各方面开支都捉襟见肘，又不愿意放弃追求生活品质的形象，网易严选成为这类人的优选。MUJI>网易严选>名创优品>十元店，这是姚琳根据自己富裕程度构想的排名。
这同样是一条隐藏在生活方式中的“鄙视链”——这是任何与颜值相关的产品都绕不开的。进入链条的消费者都希望向上游靠近，制约他们的唯一因素就是金钱。
包含网易严选、名创优品在内的制造商品牌则是希望打破这条“鄙视链”。甚至通过宣扬“低价好物”、“中国质造”等理念，创造一条新的“鄙视链”。当然，自己的品牌一定是在鄙视链的顶端。
1980年日本经济的衰退期是它们最喜欢的例子。当时，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M，日本也经历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当时的消费者不仅要求商品有好的品质，也希望价格从优。在这种请况下，“无品牌”概念在日本诞生了。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品牌席卷了市场。
在网易副总裁柳晓刚看来，现在做严选的生意刚刚好，“放在五年前，严选的生意我们绝对做不好。首先和国人的消费观念是有很大的变化，这五年来大家越来越看中空气的安全、食品的安全，越来越关注环境以及污染的问题。这五年来，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是比五年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才是我们可以谈消费升级。”
制造业的变化为网易严选等品牌提供了成本的优势。
近年来的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衰退的困境。李兵拥有一家MAO衣制造厂，当年也曾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在外贸萎缩后，他萌发了“自己做品牌”的想法，“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生产一件MAO衣利润只有几个点，品牌商的利润却翻了倍，那为什么工厂自己不能做品牌？”
2012年，李兵自己创立了一个女装MAO衫品牌，却很快失败了。“有好的产品并不等同于有好的营销，当时我连个美工都找不到。”李兵说。另外，加工厂不可能位于大都市，在中国集中制造的只有山东海阳、濮院桐乡和广东大朗三个地方，不可能一边制造一边与广州的运营推广沟通库存、销售等问题。
“另外，自己掌握产能在自己做电商时是劣势。出于工厂新质，需要保持生产，品牌销售出现任何问题就会造成积压，只会恶新循环。”李兵说。
网易严选向这类制造商伸出援手。最初的策略是挑选大牌制造商，要求生产相同质量的类似产品。一边为制造商带来了更多订单，一边压低了零售端的价格。对于网易而言，巨大的流量使得获客成本很低，足以从中赚取差价。从产业链上看，显然是个三赢的结果。
“希望我们的价值理念能够被更多同行所接受，希望更多的同行可以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丁磊在分析师会议上说。
同行却投出反对票。
2017年5月，一场关于MAO巾的争论传得沸沸扬扬。
起因是“最生活”MAO巾创始人朱志军，给网易的创始人丁磊写了一封公开信《致丁磊：能给创业者一条活路吗？》，斥责网易严选的阿瓦提长绒棉MAO巾标注“G20 专供同款”是侵权行为；第二天，「网易严选」就做出了回应，讽刺最生活碰瓷营销。
MAO巾品牌商“大朴”创始人王治全对此事嗤之以鼻，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作秀的嫌疑。“产品不能这么胡扯。的确网易严选有抄袭之嫌，但是你也不能吹牛说这个产品是你研发出来的。你去了一趟新疆就怎么怎么的了，回新疆多危险，都反对什么的。我是新疆人，我每一两年回去一次，我不是活得好好的，这不是胡扯吗？没有这个道理去了一趟棉花田，就说自己是棉花专家了，这真是太奇葩了。”王治全说。
对于网易的核心观点，“同行”王治全也没有接受，“网易严选作为一个大企业，不能输出这样的观念给消费者，"好工厂等于好产品"，这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工厂是代工的，决定于品牌商，你让人家做什么，人家做什么。说是一个生产线出来的，那华晨的生产线上还出宝马呢，能是一回事吗？很多手机都是富士康做的，他们说自己是苹果原厂了吗？不是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