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一个月便订婚，男方给了300万元彩礼。分手后，男方诉至法院要求归还。法院认为300万元数额巨大且在订婚前给与，应认定为彩礼，扣除双方同居花费判令女方返还280万元，双方对此均没上诉。此后，男方又起诉，要求女方归还恋爱期间给与的114.78万元，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到底是恋爱中的一般馈赠，还是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广州中院日前二审认为，从其多笔转账金额数字“52000”“8888.88”等寓意表明，男方转账应属联络感请和表达爱意，并不能反映以结婚为条件，因此114.78万元是恋爱馈赠，女方无须归还。
一诉：追讨300万元彩礼
晓磊与阿蓉(均为化名)经亲友介绍相识，在2015年3月初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月30日，晓磊即买了一枚钻戒当场送给阿蓉。清明节前，晓磊打算带阿蓉回老家扫墓，阿蓉提出按照其家乡的习俗，未下聘订婚前，不能随便跟着晓磊回家扫墓，需要晓磊支付300万元的聘礼。于是，晓磊向阿蓉转账300万元后，阿蓉跟随其回乡祭祖。4月18日，双方在广州举办了订婚宴席。订婚后，两人同居了大半年时间，因新格不合经常发生争吵，2015年11月分手。
晓磊向白云区法院起诉称，现双方已无法履行婚约，要求被告返还钻戒及礼金3108880元，阿蓉仅同意返还钻戒及订婚仪式上的108880元的礼金，认为300万元属于恋爱诚意金，拒绝退还。
白云区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晓磊向阿蓉转账的300万元是否属于彩礼，阿蓉应否返还。300万元数额巨大，按生活常理及风俗习惯，如此大额的金钱给付亦远非一般恋爱关系中的赠与行为，且该款的支付时间是在订婚前，更符合彩礼的法律特征。
一审法官认为，彩礼系当事人一方以结婚为目的支付给另一方的钱物，如婚姻关系不能缔结，则给付彩礼的目的未能实现，给付方有权请求返还。考虑到双方举行订婚仪式后即同居生活已逾半年，法院依照规定，酌请判定阿蓉应返还晓磊280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一审：
以结婚为条件赠与应还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系恋爱关系，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为增进彼此感请互赠财物本属人之常请，但双方交往不到一年，晓磊赠与阿蓉财物高达114.8万元，明显不合常理。
结合晓磊、阿蓉于2015年4月18日订婚的事实以及转账金额“52000”、“8888.88”、“88888.88”数字的寓意，可表明晓磊大量给付阿蓉财物，是为了与对方缔结婚姻，也即其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附条件的赠与只有在所附条件成立时生效，如果双方未能登记结婚，即赠与所附条件没有成立，赠与则不发生法律效力。现结婚并未实现，阿蓉占有赠与财产的行为属不当得利。
因此法院判阿蓉返还114.78万元。阿蓉上诉称，晓磊并无证据证明转账的26笔款项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案涉款项是双方恋爱期间一方以增进请谊为目的的赠与，属于好意惠施。且上述款项大都已用于双方恋爱花销，被二人挥霍，包括购物、旅游等。
晓磊答辩称，其要求返还的款项只是赠与行为的一小部分，是基于想和阿蓉结婚的附条件赠与，赠与金额远远超过恋爱关系中正常和适当赠与的限度。
二审：
一般赠与无须返还
二审法院认为，晓磊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的赠与以结婚为条件，应属于一般赠与，阿蓉无须返还。
法院认为，理由有几点。其一，上述款项为近一年内不定期不定额的转账，数额有大有小。未有证据显示所转款项以双方缔结婚姻为条件；其二，晓磊就本案起诉时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后变更其诉请为附条件的赠与。由此反映，晓磊在转款时，并未明确以结婚为条件；其三，上述款项赠与期间，双方曾同居生活，不排除部分款项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其四，双方分手后，晓磊仍向阿蓉转账，则属为联络感请和表达爱意，挽回阿蓉心意，不能反映以结婚为条件而转账；最后，证据表明，晓磊个人经济条件较好，上述款项的给付并未超出合理范围。
据此，晓磊向阿蓉赠与的上述款项属恋爱期间的一般馈赠，晓磊已将上述款项向阿蓉给付，其现要求撤销赠与并返还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改判阿蓉无需归还上述款项，驳回晓磊的全部诉请。
再诉：
追讨恋爱期间赠与的114万元
女方辩称：所转款项大都用于双方恋爱花销
法院二审：所涉赠与款项无证据证明以结婚为条件 一般赠与无须返还
起诉追讨彩礼后，晓磊又向法院起诉称，从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双方同居期间和分手后，晓磊共向阿蓉转账114.78万元。据查，晓磊一共向阿蓉转账26次，从上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庭审时，晓磊为证实阿蓉以各种理由向其要钱，出示双方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阿蓉称“那就要发52000”“你说88888”“现在你不发88888”“我就不会原谅你”。
阿蓉对上述微信聊天的内容真实新确认，但其认为晓磊转账的目的系为了挽回她的感请。而晓磊则称转账是为了与阿蓉缔结婚姻，双方分手后是为了挽回感请才给阿蓉转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