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城里，就是城里人吗？
班主任李牧凌真正注意到凤凤，是班里鼓励孩子在教室种绿植的时候，凤凤说她不种花，只种草，因为小草顽强。
后来李牧凌翻看孩子写下的“成长足迹”才知道，凤凤10岁那年，妈妈离家出走了，她与父亲、哥哥相依为命。
17岁读初三显然超龄——凤凤读三年级时，就读的民办小学关闭了，父亲带着她辗转到北京一所偏僻的公办小学报名。校方说入学可以，但必须从一年级读起。于是，8岁的凤凤又从头开始上学。
出租房距学校有20公里，凤凤周末回家常常是一个人。父亲随装修队在外地干活，哥哥在辽宁当兵。
2015年，为办身份证，凤凤跟着父亲第一次回到老家四川井研县，住在亲戚家。“同桌吃饭，家乡话我完全听不懂，可我喜欢那儿的空气、风景，还有橘子。”
去年底，临近期末，凤凤兴高采烈地告诉李牧凌老师，下学期开学，她给老师带四川最好吃的橘子。但离过年没几天，凤凤告诉老师，“不能回老家了”。
“我问她为什么，孩子低落地说，‘今年过年爸爸没拿到工资’。”说起这番对话，李牧凌眼圈泛红。
从出生就在北京的凤凤，讲一口标准的京片儿，可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我没有北京户口，高中都上不了，顶多算半个(北京人)吧。”凤凤低声说。
尽管在北京一所公办中学读书，可谭平一天也读不下去了。“听说去河北打工，一个月包吃包住能挣3000元。1000元当生活费，2000元给妈妈治病。”
16岁的谭平读初二，二弟谭祥和三弟谭帅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
谭平的父亲姓赵，山东泰安人，1999年来北京打工，结识了从安徽来的谭珍。因为没领结婚证，老赵家贫，孩子都随了母姓，在安徽落户。
他们住在北京正在拆迁的一片区域，十几平方米的砖房蜗居着5口人。门口堆放着垃圾和废品，一根麻绳上杂乱地搭着被褥、衣裤等，房里没有任何电器，家具都是好心人给的。这里不通自来水，老赵每天要从二里地外的工地接水。需要洗澡时，就把水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用。
这些年，老赵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人。谭珍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甲亢，每月医要费开支1000多元。今年5月，她又患上疝气，已无钱再治。
老赵说，如果不是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救助，以及民办学校对老二、老三生活费的部分减免，孩子们恐怕早已辍学。
小学时谭平还能考90多分，三四年前，家搬到这个不通电的拆迁区，谭平只好在电线杆下写作业，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在这样的生活境况里，老二老三也步了哥哥后尘，成绩越来越差。
前些日子，班主任告诉老赵，谭平和校外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在校门口抽烟。老赵心里着急，却不知怎么和儿子沟通。
可就算日子这样难，他们也不愿回老家。
“回家更没活找，一大家子怎么吃饭啊！”离家近20年，老赵和谭珍无意还乡，“日子过成这样，老家谁瞧得起你？还不如在城里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