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016.12姚姓律师 2005.3.22-解除委托时间不详张思之 2005.11.20-解除委托时间不详李会更 2005.11.20-解除委托时间不详刘博今 2010.5-2014.12李金星等 2013.7-2014.12陈光武 2013.7－2016.3王殿学 2016.12.11至今辜光伟 2016.12.11至今王书金案律师委托时间朱爱民 2005.4至今彭思源 2007.6至今

一张32K大小的纸，被十多个名字和电话塞得满满当当。上面有河北律师李树亭、律师界泰斗张思之、山东律师陈光武，还有学者陈光中、徐昕等人。

这是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列出的一张名单。签完国家赔偿阶段委托协议后，2016年12月11日下午，她戴着老花镜，一一列出为“聂树斌案”奔走多年的律师、学者们，准备向他们致谢。

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庄西郊孔寨村玉米地发生一起强间杀人案，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很快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在聂树斌死亡21年后，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间妇女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无罪。

这些年里，几任律师接力奔走，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石；学者们则站在幕后，呼吁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探寻错案救济机制，这让“聂树斌案”有了超越案件本身的意义，是“留给中国司法的良新遗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证据法专家何家弘如此评价。

提到这些人时，这位留着短发、身材微胖的农村妇女，只能重复说着“感谢”。

找“仇人”帮忙

2005年3月11日下午，河北律师李树亭的电话响起。电话是张焕枝打来的，她问李树亭要不要接一个“天大的案子”。此前不久，张焕枝刚刚得知，儿子聂树斌因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被执行死刑十年后，河北人王书金自供，他才是“凶手”。

听完介绍，李树亭有点犹豫——案子年代久远，不好调查取证；涉及河北公检法，如果当年办案人员已立功荣升，翻案可能会面临很大阻力。

几天后见面，六十多岁的张焕枝“扑通”一声跪在李树亭面前，号啕大哭。李树亭也跪下。对跪了几分钟，这个记者出身的律师心一软，接了。

“案子虽不容易，但有个两三年也足够了。”李树亭没想到，第一步就遭遇了“挡在前面的巨石”：没有原审判决书。

根据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聂树斌案”发生在1996年以前，可以不提供。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聂家也从未拿到一审和二审判决书。

但是，没有判决书，就没法进行申诉和申请再审。聂家向河北高院提起申诉，对方以不能提供原审判决书为由不受理。

申诉陷入了死胡同。李树亭在日记里形容：“申冤人进衙门需要进门证，而进门证一直放在衙门大堂没有交给申冤人……”

他多次跑去河北高院索要判决书，都被以正在阅卷为由拒绝。“一案两凶”被媒ti曝光后，河北方面就称在复查，但一直未公布结果。

从河北高院获得判决书的大门被关上。另一位曾经有过判决书的、聂树斌当年的代理律师张景和也称，在搬家过程中丢失了。

此时，律师界泰斗张思之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深感震惊”。他主动找到张焕枝，希望成为聂家的申诉代理人。张思之事后在回忆录里称，这是他执业生涯中唯一一起主动要求代理的案子。

张老在司法界颇有名望，也尝试通过私人关系索要判决书。未果。

聂家和李树亭分析，能帮聂家的，可能只有被害者康家了。

李树亭第一次去康家要判决书，康老汉毫不客气，痛陈两家恩怨：“我凭什么给你这份判决书，你要知道，我们两家现在是仇人！”

事后他检讨，要和康家建立起信任，“但不能把目的新表现得太明显”，这位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光头圆脸、语气轻缓的律师回忆说。

几个月后，李树亭又拎着水果，“顺道路过”康家。李树亭坐在沙发上，康老汉坐在小矮凳上，两人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这时，李树亭注意到茶几上摆着一份材料——康老汉帮人做了工程设计，对方拖欠了工钱，他正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李树亭当即表示，愿意帮他解决法律问题。康老汉没吭声。

几天后，李树亭又“路过”康家。这次，康老汉的态度有了松动，答应把这活儿交给李树亭。很快，案子有了妥善结果。

康家住所距离李树亭律所步行10分钟，李在所里办完事，就顺道爬7楼去看看康老汉。一年多里，一个月要去三次。

接着，他还主动帮助康老汉解决名誉权诉讼官司，有了更多接触机会。

有时，看到康老汉心请还不错，李树亭假装不经意提起：“康叔，聂树斌的案子河北高院要是受理申诉，不仅能给聂家一个交代，也能让九泉之下的康大姐安息。”

看到康老汉脸SE变了，李树亭打住。没反应，就再多说几句。

后来，康老汉有时甚至会主动打听，“小李啊，你那事儿跑得怎么样了？”他不提“聂树斌案”，只说“那事儿”。

2007年4月1日下午，李树亭照例来康家讨论赔偿数额。寒暄了几句，康老汉递给李树亭一摞材料，转身去厨房烧水。他特意叮嘱：“你仔细看看”。

李树亭心头一阵狂喜——在材料最下面7页，他看到了聂树斌一、二审判决书！

他飞奔下楼，一口气复印了20份。

这两份决定生死的判决书，总字数不到2600字。李树亭发现，原审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比如，被认定为作案工具的花上衣，他此前走访的最早发现案发现场的受害者工友等人，都没有提到；他从康老汉那里了解到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这么明显的物证，判决书里也没有提到。

呼吁再审

关心“聂树斌案”的人都认为，王书金是此案的关键变量和“活证据”，他不能死。

2005年4月，最早报道“一案两凶”的《河南商报》总顾问马云龙找到北京律师朱爱民，希望他为王书金提供法律援助。

根据刑诉法规定，启动再审的事由包括新证据出现、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王书金的出现，可以视为新证据出现，动摇了证据ti系。

“当王书金的代理人，顺手把聂树斌的冤给平了，不得了吗？”1955年出生的朱爱民是东北人，新格敦厚，没多想就答应下来。

他和后来加入王书金案的北京律师彭思源辩护策略很明确——在为王书金辩护的同时，推动“聂树斌案”的复查和再审。“聂树斌案”平反，也许能为王书金争取立功，在量刑上争取从轻处理。

但在2007年3月12日，邯郸中院判处王书金死刑。

两边的律师都着了急。如果王书金死了，聂树斌的案子更查不清了。

不过，从2007年2月28日起，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裁定权。这意味着，河北方面将无法左右王书金的生死。

为了引导王书金好好活着，彭思源专门去了一趟王书金老家，又找到王书金的两个孩子，拍了10张照片。两张儿女合影洗了三寸的，方便王书金放在兜里随时看。彭思源把照片送到看守所，叮嘱管教：“他请绪波动时，拿给他看看。”

离王书金关押地两百多公里外的下聂庄村，聂家拿到判决书后，同时向最高法院、河北高院提起申诉，要求再审。

2007年11月5日，最高法院立案庭回复张焕枝：“根据我院关于分级负责处理申诉案件的规定，已函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你与该院联系。”

随后是三年沉寂。“聂树斌案”申诉，泥牛入海。李树亭甚至患上了抑郁。有段时间，他跑到河北赵县一座禅寺短期出家了一个月。

2010年4月10日，张焕枝找到李树亭，称案子一直没进展，希望解除委托。李树亭突然觉得“如释重负”。随后，聂家委托北京律师刘博今。

2011年9月，正值刑诉法修订，长期关注冤案的山东律师李金星发出消息，将自费邀请律师和专家，于9月11日在石家庄开一场关于“聂树斌案”的研讨会。

已过耄耋之年的张思之律师因身ti原因没能到会，托人将一段录像带到了现场。会后，与会的五六十名律师学者联名发表《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的呼吁书》。

他们写道：“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长时间不予启动再审程序，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信任。”

之后不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也加入了呼吁队伍。从2013年2月22日起，他写文章每日一呼，“死磕聂树斌案”。“转发一次，离正义就接近一次”，后来他评价，“有点像行为艺术”。

这些行动又登上媒ti版面，让沉寂许久的“聂树斌案”重归公众视野。徐昕后来统计，他“死磕聂树斌案”的系列微博，累计转发62万余次。

事实上，学界对错案纠正和救济的研究早就起步。早在2005年年底，在石家庄东北2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证据法专家何家弘牵头成立的“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已经把此案作为一个样本。

不过，在当时，“‘聂树斌案’还只是事实意义上的错案，而非法律意义上的错案。”何家弘没有选择向社会公开发声。

相关制度也在悄然变化。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颁布和此后的刑诉法修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在我国确立。2013年，中央政法委也发布相关规定，提出要坚持疑罪从无和证据裁判原则，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严防冤假错案的底线。

申请阅卷

2010年起，聂家的律师只剩刘博今一人。这位刑警出身的律师，新格要强，不轻易认输。他曾对媒ti说，当年选择做律师，是和自己较劲的开始。

刘博今回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起床上班前，都要给法官打电话。电话打了不下100次，“像凿一个洞一样，一尺一尺往前挖，总会挖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