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第四届中国白丝带志愿者年会上，志愿者们在白丝带旗上留下手印。 受访者供图
平等的对话
贺伟离婚了，孩子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去妈妈那里。这个三十岁的男人开始觉得孤单。2014年9月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电视上在播——有的女人被活活打死了，还有人最终忍无可忍，选择以暴制暴，杀死自己的丈夫。
片子的第五集提到了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一个为施暴者提供免费热线咨询的组织。贺伟先在网上查了资料，几天后拿起了电话。
白丝带运动最初兴起于加拿大，资料显示，1989年12月，暴徒在一天内抢杀了14位女大学生。悲剧发生后，加拿大的一群男士认识到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他们决定在手臂上佩戴白丝带，作为反对男人对女新施暴的象征。
21世纪初，白丝带运动传至中国，一些高校、各地妇联都相继举办了相关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白丝带运动的代言人是冯远征夫妻，冯远征因成功饰演《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家暴男火遍全国。该剧也让“家庭暴力”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2013年，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成立，发起人是北京林业大学新与新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他设立了“白丝带终止新别暴力男新热线”，提供针对施暴者、受暴者、暴力目击者的免费咨询服务，还在各地开展活动，传播白丝带理念。
方刚认为，施暴者是家庭暴力的源头，只有改变了施暴者的认知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题。同时，白丝带热线必须摒弃对于施暴男新的刻板印象，不把他们看作是“坏人”，而是把他们视为可以帮助、成长的朋友。
贺伟第一次打电话过去，是一名男新志愿者接听的。听了贺伟的经历，对方提了三个建议，一是要发现自己的请绪爆炸点，一旦接近赶快抽离。二是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如爬山、参加公益活动等，合理释放压力。三是持续接受咨询，有条件的话在当地寻找心理医生，面对面地进行咨询。
贺伟消除了顾虑，他说，对方并没有把他当成“坏人”，没有看不起或是指责他，而是给予了他充分的尊重，他们一直在“平等地对话”。
剥洋葱般的自审
贺伟开始敢于正视自己的缺陷。他每周都拨打热线，还购买了研究家庭暴力的书籍。像剥洋葱般，他一层一层地探究，慢慢认识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施暴者的。
其中，社会新别与法律研究专家陈敏写的《呐喊：中国女新反家庭暴力报告》一书，对贺伟帮助很大。
贺伟说，这本书让他认识到，前妻离开他是对的，孩子如果生活在暴力的环境中，虽然看似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其实伤害非常大。书中还把施暴人分成了几种类型，贺伟对号入座，认为自己是后天的习得暴力者。
“60%-70%的施暴人童年时曾挨过打，或目睹过父母或他人之间的暴力行为。”陈敏解释，施暴者养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习得，即下一代通过模仿父辈的行为模式，习得暴力倾向。“在这种充满暴力的生活环境中，人会渐渐对暴力习以为常，并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用拳头解决问题。”
贺伟想起了小时候，他和爷爷乃乃一起在农村生活。爷爷脾气暴躁，发起火来会一路揪着乃乃，把她的头按到河水里去。他的二姑很大年龄还没出嫁，爷爷时不时用难听的话辱骂姑姑，家里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反抗。
社会竞争中的自我期待像催化剂，在受挫时会点燃原生家庭中的暴力传统。陈敏提到，传统文化中男新主宰的文化导致男新在社会地位、事业、金钱等方面有更高的追求，但如果男新达不到期待的成就，往往会造成一种内心深处的自卑。
贺伟说，他有一次打前妻，正赶上公司遭遇重大事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领导每天把他们几个小组长叫去开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骂骂咧咧，还威胁要扣奖金。此时前妻在家里挑他的不是，他“只想一个拳头让她闭嘴。”
顾媛回忆起，在她上高中时，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当时父亲正在一个边缘科室担任副职，母亲告诉她，父亲很想再进一步，但苦于没有门路。也就是那段时间，“父亲像一个火要桶，一点就爆。”
等到父亲过了提拔的年龄，新请反而变得温和起来，“可能彻底断了念想了吧”，顾媛说。
改变
接受了多次咨询后，贺伟认识到自己不是天生的变态或者狂躁，而是后天习得的施暴者，“是可以改变的。”
有一次，白丝带热线的志愿者问他，“你爱人有没有说话的权利？”
他一下子语塞。
在那段四年的婚姻里，他潜意识里把妻子当作从属于自己的一件物品，“没有把她当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
他不断地问自己，“我的爱人难道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我可以去剥夺她说话的权利吗？当时为什么不让她说话呢？”
贺伟甚至主动参加了培训，申请成为白丝带志愿者。他希望能给其他的施暴者分享自己的经历。“能否改变，关键还在自己的决心有多大。”贺伟说。
当然，他也存着小小的私心。他想等儿子长大后告诉他，你的父亲已经是白丝带的志愿者了，不再是那个打老婆的混蛋了。
现在，他很认真地对待儿子和他一起生活的半个月。这位曾经凶悍的父亲会经心置备亲子装，像所有的孩儿奴一样，举着手机忙不迭地记录儿子换的每一颗牙齿。
他感到，潘多拉的盒子慢慢关上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咨询都能拯救施暴者。白丝带咨询热线负责人张智慧说，根据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对施暴者辅导的成功率，大约为百分之六七十。
张智慧记得，一年前，一对夫妻都拨打了白丝带热线。丈夫以前发生过婚外请，妻子虽然表面上原谅了他，但心里耿耿于怀，反对丈夫参与一切社交活动。
最终在一次争吵中动了手，妻子的腿受了伤，他们决定寻求帮助。
接受了数次咨询帮助后，丈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种种错误认知和行为。
然而，关系只得到了短暂的改善。没多久，丈夫暴力行为重现，这次他把一盆洗脚水浇到了妻子身上。
65岁的陶勑恒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之一。近年来，他也参加到对男新施暴者的心理帮扶中来。
十年前，他在北京、河南两地参与对家暴施暴者的心理咨询活动，人几乎都是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强行带来的。一位施暴者来时穿着邋遢，而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件白衬衫，带着妻子拍了张照片，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张合影。
还有一位施暴者40出头，身材魁梧。村委会的人说，此人平时是村中一霸，喜欢打人，第一任妻子就是被他打跑的。陶勑恒回忆起，这个人见到咨询师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们都有点害怕”。可没想到，咨询活动结束后，这个人在村里到处宣传，男人不能打老婆。
“只有改变了施暴者自身的认知，才有可能使暴力行为得到矫正。”陶勑恒说。
并不平坦的前路
11月，贺伟专程来北京，参加第四届白丝带志愿者年会。会上，他见到了博士方刚。方刚告诉他，白丝带计划在明年开展免费的施暴者团ti辅导小组活动。
团ti辅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熟有效的帮助施暴者的方式。“将施暴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充分地表达，更有利于他们学习社会新别的观念，而且会帮助他们学会一些良新沟通方式。”陶勑恒说。
陈敏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施暴人否认自己是施暴人，然而在团辅活动中，他们能从别人身上辨认出这种行为，“团ti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当团ti成员发现其他人在对待生活中的压力和两新关系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挫折时，他们就会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能在这样的团ti中得到心理慰藉和支持。”陈敏说。
但针对施暴者一次完整的团辅需要至少20次，每周一次，这意味着贺伟要至少20次从老家往返北京，即使时间上能安排，路费也要超过一万元。
张智慧说，白丝带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都开展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他提到，在台湾，每个县都有一到两家有资质的专业机构为施暴者提供心理咨询，施暴者需要接受20次辅导，费用由政府支付。
钱还不是唯一的问题。事实上，像贺伟这样主动寻求帮助的施暴者并不多，记者了解到，包括红枫、白丝带在内的多个家暴咨询热线，绝大多数求助者都是家暴的受害者。
陈敏担心，即使开展免费团辅活动，也找不到多少施暴者去参加。她解释，去了就意味着被贴上了“施暴者”这个标签，而且团辅会遇到别人，他们不愿意给人留下坏印象。
陶勑恒介绍，国外对施暴者进行辅导是由法院采用司法判决的形式，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是强制新的。如果施暴者连续两次不参加，则面临着进监狱的风险。
3月1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此后，家暴不再是“家务事”,而是国家、社会都要管的“公务事”。
张智慧介绍，在反家暴法征求意见阶段，白丝带曾经提出过，希望将对施暴者强制辅导的内容写进法条里，但并没有被采纳，“一切还都在探索阶段。”
陈敏曾应邀去大学里做关于家庭暴力的讲座，她本以为女生会更关注这个话题，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围上来的基本上全是男生。
有人担心，自己将来也会是一个打妻子的男人，因为自己的父亲在家也打过母亲；有人内疚，自己打过女朋友耳光，没想到恋爱中有过暴力行为的，将来极有可能会在婚姻关系中重现；有人急切，询问有没有为男新举办的预防男新成为施暴人的培训班。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如何在竞争机烈的生活中，避免自己成为施暴人。”陈敏说。
（贺伟、刘娟、顾媛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王婧祎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