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颐酒店遇袭女新，衣着得ti，遇事冷静，还是遭遇了质疑：怎么这么晚回房间？女生出远门就是不方便。上个月，一位母亲在电梯里阻止男子吸烟，被拳脚相加。那是在自家小区，大白天里。仍有微博红人怒斥：怎么做母亲的？不能忍气吞声么？
本月初，一位中国旅日女留学生在家中遇害，嫌疑犯是她友人曾经的同居男友。据被害者母亲陈述，凶手有家暴倾向，友人不得不向遇害女生寻求庇护，借住家中。
这位姑娘仿佛已经无可指摘了。可她似乎仍有“不足”之处：太善良了。热门评论里带着惋惜：警惕心呢？这个男的多危险，再可怜朋友也不能做这个好人。
在每一起事件中，不幸已经发生，公众讨论无法弭平伤害或挽救生命。它的意义在于警示：未来避免悲剧重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可是焦点往往偏移了。“键盘侠”常常分成几派，争论受害者是不是还有改进的地方。
更糟的是，对受害者的审视，会变成某种暗示，从键盘上蔓延到人心里，内化成为整个社会心理的一部分——成为受害者是羞耻的。
今年8月，海浪将19岁的女学生冲上沙滩。她听信了诈骗短信损失了9800元，倍感煎熬，选择自杀。遗书里写道：“我也觉得自己很蠢，可是错误已经造成，无法解决，我害怕被骂……”她的社交工具用户名仍然是自己改成的“我是笨蛋”。
受害者有罪论并不新鲜。自1965年威廉·莱恩提出这个名词开始，人们注意到不公正的社会文化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围观者的头脑，让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受害者有罪，而伤害是正当的。这些承担罪名的受害者通常来自声音较弱的群ti，过去是黑人，现在很多是女新。
我更愿意相信，如今很多参与评论者并不想给谁冠上罪名。他们只是迫切地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幸找上这个人？
他们会与你推心置腹：我知道伤害是不对的，但这是个真实世界啊，正确不意味着安全。为什么是他或她，而不是别人呢？肯定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地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当事件已经发生，过程已经了解，这种找寻似乎非常容易得到答案。身在其中的人总是显得漏洞百出。
就像我躺在柔软的沙发里抱着爆米花，对着恐怖片里的傻白甜不断痛心疾首：门口就是怪兽啊，半夜三更听到响动，出去看个啥！我看到那个人进地下室了，你就别跟着下去了！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能活到片尾。最后我这么对自己说。
这种小确幸，也能在审视受害者时获得——他是因为不完美才遭遇不幸，那么我表现好一点，就更可能避免不幸。
这个逻辑似乎是通顺的——当我们面对着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开着上帝视角的时候。
当我们俯视受害者，他们似乎总有可以提高的地方：犯傻、心软、莽撞……但当自己置身真实世界，没有上帝视角，无法看到事态发展的进度条，不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再也不能够辨认每一个路人的忠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简单的逻辑尽管方便，却通常并不可靠。
不和陌生人说话不一定能得到解救。美国一项全国妇女研究发现，超过75%的强间犯是陌生人。不是只有笨人才会败给电话诈骗，清华教授也会上当受骗。我们站在当事人的位置，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我们的安全感或许根本就找错了方向——防范犯罪，约束受害者再严厉也是没用的，应该制约的是加害者。
用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量，完全可以用来追问和督促——被诈骗利用的个人信息是如何泄漏的？公共场所的监控和警察及时反应如何到位？遭遇家暴的妇女有没有更安全的求助机构？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数十名高矮胖瘦的新侵受害者和歌星Lady Gaga一起走上舞台，共同演唱“直到它发生在你身上，否则你不知道我的感受如何”。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介绍他们时这样说：“他们不断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做错。”
不幸永远在发生，之所以没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许绝不是某种优越，只是幸运而已。
下一次，关闭上帝视角，像凡人那样去参与公共事务，会是更积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