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为什么走向了贾敬龙案，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就是因为一个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的缺失。个案要实现公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效法律救济更应加速完善。
本报特约评论员颢钧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犯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一时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一些学者和律师呼吁“刀下留人”。昨天，新华社刊发报道，此话题再次升温。
和其他公共事件一样，有关贾敬龙生或死的舆论同样呈多元化发散趋势。有人要借贾敬龙案推动中国废除死刑，但在中国仍保有死刑的当下，这一个案负载不了废除死刑的使命。从人道出发呼吁最高法院“刀下留人”，对贾敬龙并无太大意义。
还有人借贾敬龙案批评死刑的选择新适用，并视之为最大的不公。因为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如何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在不同的语境中，常见
争议。贾敬龙能否免予死刑，也需要在事实细节上反复审查——在为贾敬龙呼吁免死的声浪中，自首确是很重要的理据。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争议还能否经由诉讼程序来加以甄别。不管是专家还是网民，借由舆论提供的只是线索，哪怕法院裁判确有错误，也需要由法院自己来纠正。
贾敬龙案目前似乎悬在了空中，何去何从，只能严格依据法律和事实。对这一个案的最终结局，笔者无法预断。但如何预防下一个贾敬龙案，却是案件结果之外的紧迫话题。贾敬龙为什么走向了贾敬龙案，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就是因为一个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的缺失。贾敬龙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杀人的绝路。在他的房子面临强拆时，
他也曾试图抵抗，但失败。即便是他的房子被强拆之后，他也曾对制度救济抱有很大期望，但法律武器在反拆迁上似乎并不好用。
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支持一个村主任成为强拆者，这是有些地方极具吊诡的现实。如果有合法的拆迁主ti，依循了合法的拆迁程序，类似的流血悲剧就不太可能发生。
对于贾敬龙来说，不利的地方在于，拆迁以征收协议为前提。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签了协议，算不算数？有说法称，协议是村里通过某些变相强制来达成的。但根据一审判决书中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财务室出具的收据显示，贾同庆分得的第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子应交房款148333元，实交60000元，欠88333元，第二套110多平
米的房子应交房款21958元，两套楼房共计应交170291元，因已交60000元，故应再交110291元，贾同庆家二层评估费和搬迁费共计93413元已抵楼款。贾同庆家还欠16878元楼款没交。这说明，贾家同意了征收补偿，也实际分得了拆迁安置房。如征收协议已经成立，那房屋的所有权就已经移转，贾敬龙也就无权对该房屋主张权利。这也是核心争议之所在。
跳出贾敬龙案来看拆迁，其实本就不应存在“强拆”。强行拆除的前提是双方冲突——如果化解纠纷能够提前再提前，小问题也不至于发酵为大案件。个案要实现公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效法律救济更应加速完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下一起贾敬龙案再现。相关报道见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