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即位之初,可谓是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镇压国内的反对势力,一方面要防止敌国入侵。
因此,武则天急需培植亲信力量,从而加强了军事人才的选拔力度。唐代时期的科举制,可以分为两种:制科与常科。制科是由皇帝下令举办的考试,在时间上不确定。常科则是通常所谓的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一次。
尽管在唐太宗时期,科举制已经成形,但也仅限于文科。而武举制则是在武则天长安二年,即700年才正式出现的。
因此,武则天即位之初,选拔军事人才的主要手段是开制科。一方面由于制科开得过多过滥,另一方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不科学,太过于偏重于武力,而忽视谋略;因此,最终选拔出来的多为一些有勇无谋之辈,甚至存在着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请况的。
对此,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武则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说:“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
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色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薛谦光看来,选拔军事人才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只考弯弓色箭之类的雕虫小技,是不可能选拔出优秀军事人才的。例如,战国时期的吴起,当有人向他进献宝剑时,他断然拒绝。因为,在吴起看来,一个出SE的将领,其首要的职责不是冲锋陷阵,而是判断战争形势,从而作出有利于整个军队的决定。薛谦光的这种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谋将”。
中国历史上不乏谋将的典范,例如汉代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他们虽然不擅长武艺,但是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胜过无数只具有匹夫之勇的蛮夫。
薛谦光的上疏引起了武则天的高度重视。从此后武举的发展请况来看,“谋将”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唐代统治者对于武将的谋略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