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时期的政治形态，跟我国东周时期的政治形态比较相似，国家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而君主也都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那为何日本天皇能通过明治维新而再度掌权，而周天子却始终无法再拾权力呢?
首先，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一样。日本幕府时期的分裂，只是在行政与军事上没有得到统一(在行政上，政出各藩;而在军事上，各藩的藩士也只效忠于各藩的藩主)。但在语言、文字、宗教等其他领域，日本各藩都是一致的。且日本在幕府时期之前，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国家统一，有民族与国家统一的记忆。
幕末时期，在面临西方势力入侵的危机之下，更触发了日本的民族危机认识，日本各藩的有识之士都呼吁政治变革。更有许多藩士在尊王攘夷的思想感召之下，不断宣称TUO藩而成为浪人，形成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新兴政治力量，渐渐冲破了旧有的藩国体系。明治维新运动，本质上就是以“王政复古”为旗帜，而实现日本近现代的统一。对比西方史，日本在其民族国家统一的步伐上，与西方同为封建体制的德意志、意大利等国基本同步。
而周王朝时期，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化、度量衡等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且在周王朝之前也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故而，在周王朝时期，天下并没有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而我国真正有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实际上是到了西汉王朝的中后期(颁行推恩令之后)，这也是我国现今主体民族以汉族自称，而不以周族、秦族等其他族名自称的原因。
再则，周王朝时期，天下各地对周天子的认同度，也远远没有日本对日本天皇的认同度高。幕府时期，日本天皇虽在政治上被完全架空，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地位并没有动摇。在日本的历史上，也唯独只有平将门一人在造反的时候，曾自立过皇号，而日本的其他权臣或地方大名却从未僭越过天皇名号。因而，日本各地对天皇的家族统治是高度认同的。
而周王朝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认同度并没有那么高。至今，湖南、湖北一带(荆楚)的方言中，还有“不服周”之说。周王朝时期，东方、南方的夷、商等残余部落，反周的请绪普遍高涨，对周王朝的统治，也并不服气。故而，南方的徐、楚、吴、越等国，先后都僭越王号。
而至战国时期，中原的魏国最先称王，其后，魏齐在徐州相王;再后，五国相王(魏、韩、赵、中山、燕)，天下稍有实力的诸侯都已称王，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彻底沦丧。而至战国后期，称王已经不能满足诸侯的野心，如秦昭襄、齐愍就曾互尊帝号。诸侯为侯，周天子是爸爸;诸侯称王，周天子是兄弟;而诸侯称帝，则周天子沦为儿子。周天子的政治权威不断沦丧，当然也就不会有人再以此为旗帜，匡扶周室。
第三，周王朝与日本天皇，在两国的地位也不同。日本的皇室，被称为“万世一系”，虽然在实际上并不可能有那么久远。但是，据日本有史记载以来，日本皇室的家族谱系的确没有断绝过，而始终在一个家族谱系中传承。
而周王朝的统治，却是通过推翻殷商的统治而来。故而，在天下诸侯看来，和尚莫得，我又如何莫不得?君权也并非那么神圣、不可触碰。
第四，日本天皇不但在世俗政治上具有权威，而在宗教信仰领域更有不容估计的力量。日本是神道教的国家，日本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而天照大神是神道教中的最高神。故而，日本天皇不但拥有世俗政治的权威，也拥有经神信仰领域的权威。二战之前的日本天皇，一直被视为神，而集君权与神权于一身。
而周王朝的统治，本质上只是一种宗法亲缘政治。而在宗法制下，血脉越疏远，对周王室就会越疏离。用李斯的话来说，就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在对各自国民的影响力上，周天子在周王朝的影响力，远远没有日本天皇在日本的影响力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