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礼崩乐坏之际，鲁国作为“犹秉周礼”的国家，对旧制度和传统保留得罪完整，同时受旧制度的影响也最深。分封等级制度下各级鲁国贵族封闭新极强，他们各自的统治区域犹如堡垒，是独立的地方政权机构。
卿大夫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如同君主一般，长此以往，容易形成与国君相抗衡的力量。对旧制度保留越多，受传统思想影响越深，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卿大夫与国君争权斗争越机烈，公室与私室的矛盾便一发不可收拾。
事实上，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公室羸弱，私室强大的状况。面对逐渐强大的私家势力，公室已有所警觉，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整个春秋时代，公室与私室斗争贯穿始终，强大的晋国最终被韩赵魏三分、称霸东方的姜齐最终被私家田氏所取代，这俩都是公室被私室消灭的典型例子。
作为犹秉周礼的鲁国来说，卿权更为强大，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后代，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在国内十分强势，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亲自伐季氏，标志着国君与卿大夫的矛盾已白热化。在国君与三桓的几次较量中，都以国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直接的军事打击尚且败北，削夺封邑的方式更是无从谈起。如此的鲁国何以成为战国七雄那样的国家呢?
对于分封等级制度下的周代各级贵族来说，采邑制度的实施使他们在各自封闭的领域内成为有地有民的各级领主，鲁国秉承周礼，宗法制、分封制和采邑制这些周代最鲜明的政治制度都被完整、全面地保存和继承下来。
一次你国内对采邑数量占有最多、规模最大的卿族也大多是执掌鲁国国政的公族，且鲁国不绝后嗣的特点使得采邑的消长与卿族兴废密切相关，也决定了鲁国权柄始终草纵在如三桓这样的世家大族手中。
三桓忙于国政及互相之间的角逐，对离国都较远的采邑往往疏于防范，邑内大权完全交给邑宰处理，久而久之，采邑主对一些边境采邑的治理鞭长莫及，为邑宰们的叛乱埋下了祸根。
一旦有适当的时机，三桓的家臣们就纷纷以他们的主子为效仿对象，犯上作乱，采邑正是他们叛乱的资本，采邑武装则为妻提供强大的军事后盾。
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登上鲁国的政治舞台的。
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登上鲁国大司寇的位置后，就打算削弱三桓的势力，实际上他能做这个位置也因之前三桓家臣叛乱而起。他削弱三桓的方法，就是堕毁三桓的采邑。首先他毁掉了季氏费邑、叔孙氏的侯邑，这两家并没有反对，因为堕了这二邑实际上是消除了宗法家臣为患家主的凭借，此后季孙氏和叔孙氏的采邑因祸根铲除也就再未发生过霍乱。而之前没有发生过邑宰叛乱实践的孟孙氏，并没有响应孔子堕三都的号召，加之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的誓死抵抗，导致堕成邑的计划受阻，终于酿成鲁哀公十五年成邑之宰公孙宿的叛乱。
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在堕三都事件中暴露出来，他的目的是削弱三桓的力量，把权力还到公室手中，只是堕二都一定程度帮了季孙和叔孙而已，但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心思还是被当时执政的季桓子看清，于是孔子在不得已的请况下离开了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你看，55岁的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也无法救鲁国啊。
事实上，西周灭亡之后，分封制已经不能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孔子极其反感的下克上，臣僭越君的乱局，就是因为分封私室势力逐渐强大威胁到了公室。而孔子把这种混乱局面称之为“礼崩乐坏”，认为是人们不再遵守周礼的缘故。
虽说这种请形与周礼形同虚设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是社会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周礼是建立在分封制上的上下等级尊卑制度，这种制度严格划分了等级，设定了相应的礼仪，而当下一级封建主的力量大于上一级，他还会遵守这些礼仪教条么?
孔子没有看清楚乱局的本质，从而一生追求的克己复礼过于理想化，一方面要求人人爱人，一方面又要求大家讲上下尊卑，按照分封制制度形式，这就好像物衣横流的现代社会，要求现代人们回到古时候的那一套尊卑制度去复“礼”一样，这明显是不现实的。
孔子在他的祖国努力了，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失败了，他去外国寻找救鲁国的方法，可惜，周围的国家请形跟鲁国不想上下，所以他终其一生，还是只看到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周礼，强调恢复周礼，人人爱人，这就是小康和谐社会了。
他后世的儒家们也没能为乱世找到终结的方法，后来还是法家们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路子，把分封制扫进垃圾堆，这才走上了一条统一算是勉强终结乱世的路子。
作为受周礼影响最为严重的鲁国，制度惯新是相当强大的，三桓之间势力彼此制约，而三桓又都出自公室，不像晋之三家是外姓臣属分起家来没有压力，三桓实际上还是想着利益最大化，最好就是在斗争能自己能坐上国君的位置。
结果侯爵跟公爵斗，侯爵下面的伯爵们又起来造反，自然是无休无止的内斗，看不见远方的希望。若学七国那样变法，可惜公室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干不过三桓了，谈何变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