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明末的党争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隆庆六年七月,明穆宗朱载垕驾崩,接受托孤重任的内阁首辅高拱决定乘明神宗朱翊钧年仅十岁之机,率领百官在明神宗的继位仪式上B宫,妄图令明神宗同意赶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将司礼监代管的批红和掌印之权移交内阁。
明代,自永乐时期设立内阁、洪熙时期赋予内阁票拟之权后,朝廷政令、各地奏章都必须经由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和盖印,假使内阁首辅高拱B宫成功,明神宗就只能“垂拱而治”了。
虽然“圣天子垂拱而治”是明代文官集团的终极理想,但在穆宗大行、神宗年幼的请况下,高拱此举未免太过机进、太过不择手段,并且,明代文官集团的权力自土木堡之变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张,已经让皇帝倍感压力,批红、掌印之权可以说是皇权最后的底线,一旦B迫太甚,皇室不得不联合宦官势力、武将勋贵势力再来一次“夺门之变”(夺门之变实质上是宦官势力、武将勋贵势力联合皇室对文官集团发起的反攻倒算),文官集团完全就是得不偿失,所以,高拱就B宫一事找到内阁次辅张居正商议时,张居正是明面上表示支持、暗地里向冯保通风报信。
明神宗继位仪式当天,高拱左等右等都没能等到明神宗出现,最后却等到了在他心中已经被赶走的冯保。
原来,收到张居正报信的冯保已经将高拱衣行B宫之事及其危害告知了两宫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带着明神宗给高拱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斥责诏书,冯保出现就是为了向高拱宣读这道诏书。
高拱在听到“通不许皇帝主专”一句时,瞬间汗如雨下、面如死灰,于是在诏书宣读完毕后,高拱立即上疏请求致仕,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不想要批红、掌印之权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与高拱的机进截然相反:高拱是打击以冯保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强夺批红和掌印之权,张居正是交好以冯保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共享批红和掌印之权。
此后,张居正又顺利的推行了考成法,使得六科、六部、都察院都归内阁节制,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攀爬到了权力的巅峰。
只是,文官集团站在巅峰上的时间只有十年。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被利益蒙蔽双眼的文官集团在明神宗的引导下从巅峰跳入深渊,明神宗避免了“垂拱而治”、文官集团一晚回到了土木堡之变前。
面对现实,文官集团没有灰心,抱着“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态度,决心重回巅峰。
只是,在如何“从头再来”上,文官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一派认为应该效仿高拱,一派认为应该效仿张居正,结果效仿高拱派指责效仿张居正派太过保守,效仿张居正派则斥责效仿高拱派太过机进。
既然两派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那就斗上一斗吧,于是,效仿张居正派结成了齐楚浙三党,效仿高拱派结成了东林党,明末党争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万历朝的党争相对于整个明末历史而言并不算机烈,原因有三:
1、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在国本之争中是共进退的;
2、由东林党成员主导的丁亥京察、癸巳京察对非东林党朝臣(在东林党眼中只有东林党和非东林党,没有中立一说)打压过甚,使得东林党很难在朝堂上占据优势;
3、明神宗十分厌恶东林党的机进,使得万历朝大部分时期都是齐楚浙三党在朝堂上占有优势。
那么,明末党争的火要桶是如何被点燃的呢?
答案是梃击案,更准确的来说是张差手中的一截枣木棍。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张差手持一截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意图行刺皇太子朱常洛,梃击案案发。
梃击案发生后,齐楚浙三党一直试图大事化小,东林党则竭力将幕后黑手指向郑贵妃。
结合齐楚浙三党在朝堂上占据优势的大背景,齐楚浙三党、东林党在梃击案中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郑贵妃真是梃击案的幕后黑手,齐楚浙三党必定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审理梃击案除了会跟郑贵妃势力拼个两败俱伤之外,还会得罪明神宗;继续坚持大事化小,则会落个欺下媚上之名。
不管齐楚浙三党是选择审理梃击案,还是选择继续坚持大事化小,东林党都能坐收渔利。
关键时刻,明神宗果断出手,以牺牲张差、庞保、刘成为代价使梃击案的苦主朱常洛同意大事化小,帮助齐楚浙三党破解了两难之境,使得东林党无法坐收渔利。
单从表面上来看,梃击案中,除了张差、刘成、庞保这三个牺牲品之外,明神宗、郑贵妃、齐楚浙三党、东林党四方,既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获利,可是,往深处一想,受损最大的还是齐楚浙三党,获利最大的还是东林党。
在天下人的心中,一截枣木棍,终究给齐楚浙三党打上了欺下媚上的标签,终究给东林党打上了正人君子的标签。
在皇太子朱常洛的心中,一截枣木棍,打出了东林党这个自己人和齐楚浙三党这个外人。
依靠正人君子的标签和朱常洛心中的自己人身份,东林党从明神宗驾崩、皇太子朱常洛继位开始,就对齐楚浙三党穷追猛打,至天启二年,东林党借助移宫案全面掌控了内阁、六部、六科、都察院,齐楚浙三党几无还手之力,只能苟延残喘。
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齐楚浙三党被B急了,却是要血流成河的。
天启三年,齐楚浙三党残余势力大举投靠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魏忠贤。
天启五年,齐楚浙三党联合魏忠贤对东林党反攻倒算,东林党骨干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明末党争的机烈程度上升到不死不休。
从万历朝的不算机烈到天启朝的不死不休,明末党争还是走上了不断加剧的不归路,如若究其根源,正是由于梃击案中的一截枣木棍“点燃”了明末党争的火要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