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李自成为何能够如此迅速的攻破京城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二月初二，李自成开始渡过黄河率军东征，目标直指明朝京师，而这次进攻仅用时一个多月，至三月十九日便攻破了北京城。那么，李自成为何能够如此迅速的攻破京城呢?
原因之一：一场席卷北方的瘟疫，京城内外防线空虚
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生态破坏和气候异常，北方灾害频发，而这些灾害在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时，老鼠也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地，最终酿成了明末的这场大瘟疫。早在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太原等地便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瘟疫，史载“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而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再度爆发鼠疫，而随着百姓的逃难，这场鼠疫从第二年开始向外扩散。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开始相继遭灾。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等地。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也开始爆发瘟疫，“至一晚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而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开始从河北地区蔓延至北京，史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这里面所说的“疙瘩瘟”，便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疫请在不断扩大的同时，鼠疫也开始变种，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腺鼠疫开始转化为了肺鼠疫。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
根据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鼠疫，至少造成了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上千万人死亡，仅北京城便死亡了20万以上，占北京当时人口的20%甚至更多，一时间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这次规模巨大的瘟疫，可以说直接摧毁了明朝京师内外的防线。一方面，明朝末期卫所制已经全面崩溃，最经锐的部队便是九边重镇，而这场瘟疫直接便摧毁了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导致陕西至京城之间变成了一片坦途，李自成几乎毫不费力的便杀到了北京城下。
另一方面，明朝留守京师的十万军队，在这场瘟疫中直接损失过半，面对已经杀到京城的闯军，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却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而即使如此，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原因之二：崇祯犹豫不决，朝廷反应迟钝
在李自成建立政权，并向京城挺进之时，明朝又在干什么呢?答案是崇祯在犹豫，而犹豫的内容便是该不该南迁。早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大臣李明睿便劝说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虽有南迁之意，却又害怕大臣们反对，因而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就在崇祯犹豫之时，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李建泰MAO遂自荐前去平叛，结果却毫无作为，一路败退回保定。到二月底，形势便已经是急转直下，李建泰也上书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眼看请形日益危急，崇祯这才在三月初四正式提出南迁之议，结果却遭到朝中大臣的一致反对，眼看南迁不成，崇祯这才开始想办法巩固京城城防。正如前文所述，京城内外此时已经是极度空虚，想要顶住李自成的进攻，便只能自外抽调兵力，于是在三月六日，崇祯发布了“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令，并诏令吴三桂、唐通、刘泽清率兵回京。
结果，刘泽清根本没有奉诏，而吴三桂则由于距离较远，加上裹挟百姓入关行军速度较慢，迟迟未能到达，三人之中只有唐通率领八千人抵达京城。正是由于崇祯的犹豫不决，导致朝廷丧失了最佳的应对时机。
原因之三：前线不战而降，勤王之师不见踪影
自崇祯发布勤王诏书之后，结果刘泽清、左良玉、黄得功等人要么拒不奉诏，要么阳奉音违根本不出兵，也只有唐通、吴三桂率兵勤王，可惜还是没能赶得及。
唐通率军赶回后，崇祯命唐通率军与监军杜之秩一起驻守居庸关，闯军杀到之后唐通出战，而杜之秩却开关投降，腹背受敌的唐通也只能选择投降。居庸关告破，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此丢失。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军抵达北京城下，京城内守军虽然不多，但如果据城坚守，必然也能坚守十天半个月。然而，十七日夜，守城太监曹化淳便打开了外城广宁门，导致京城外城失守。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又主动打开了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结果京城内城也宣告失守。
前线败的如此之快，就算当时还有勤王兵马，也根本来不及赶回来。例如吴三桂，当京城失守之时，他才率军刚刚抵达山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