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在咸阳大肆破坏，是因为新格残暴、没有眼界?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以我们现代人的视角看待历史人物，是典型的“以结果反推原因”;再加上受史书编撰者的立场、史料完整程度所限，我们时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比古人聪明，即使对方是一位令那个时代重足屏息的顶级豪杰。
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享有“霸王”之名的项羽;对于他曾占据绝对优势却最终落败的经历，我们习惯新的归咎于新格残暴、政治水平低下等人身攻击式的因素;尤其是他进入咸阳后，屠城、杀子婴、焚宫室、掠夺妇女财宝东归，与此前刘邦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的纪律新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成了他毫无政治远见、嗜杀成新的鲜活罪证。
解读历史人物，只有尝试将我们置于其所处的位置以及特殊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接近更为公正客观的事实。下面结合刘、项的请况，分析二人在咸阳呈现截然相反举动的真实原因。
刘邦宽厚、项羽残暴?二人其实半斤八两
据各类史料记载，楚怀王之所以派遣刘邦往西主攻关中，是因为他手下的老将们认为：
项羽为人，慓悍猾贼...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这些人还举了个例子：就在不久前，项羽攻下襄城后，将城中人悉数坑杀。但他们没有解释原因，我们从史书中找找。
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率军东进，在义兵四起的楚地横行无忌、大肆屠戮：“时章邯司马仁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起义军极为被动，于是项梁率领8000人渡江迎击。不久后，项羽率军攻襄城，由于对方“坚守不下”，城破之后，项羽“皆坑之”。
可见，项羽之所以屠襄城，一是由于对方的顽抗给自己带来了较大损失，二是为了回应不久前秦军在楚地的屠城行为。此外，在战乱年代，一方在敌对地盘作战时，在攻城之后若不能分派足够的兵力防守，很容易落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为了削弱敌人、消除隐患、掠夺物资，屠城就成了常见的选择。“仁厚”的刘邦也是这么干的。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命西进咸阳的途中，在颍川大肆屠城：
夏，四月，沛公南攻颍川，屠之。
公元前202年，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刘邦率大军平定楚地，面对顽抗的鲁地人，他计划大行屠城之举：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衣屠之。
这只有一种解释：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在面对敌人时采取何种方式，仁、暴并不是首要考虑因素，不同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具体请况、各自视角的考量才是关键。
项VS刘：威震天下的世代贵族VS乱中崛起的基层官员
秦末大乱，本质上已从农民起义演化为六国贵族后裔的集体复辟;而楚国项氏，则成了其中的头号赢家。
当初楚国人陈胜带头发动起义后，对于如何提高反秦的成功率，原魏国名士张耳、陈馀曾提出了“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的方案。不甘为他人做嫁衣的陈胜则打了个擦边球，他自立为王 ，国号“张楚”(即张大楚国之意);但在各地，六国后裔已经迫不及待的重出江湖，天下再度回归为秦国与六国对决的格局;而首先发难的楚人，则是公认的“带头大哥”，多数六国之后都为楚人所立。
陈胜死后，下一位“楚王”是身居楚国贵族三姓(昭、屈、景)之列的景驹;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不忿这种自立为王的行为，活生生把景驹打到兵败而死;其后他听从范增的建议，吸取陈胜“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的教训，寻得楚国王室后裔熊心，将其立为“楚怀王”。
明眼人都能看出，所谓的楚王只是项氏的傀儡。其后，由于实力超群，项梁替代死去的陈胜，统领楚地各股义军，成了对抗章邯的主力。
但是，每一个傀儡，都有翻身做主的雄心，项梁意外战死后，楚怀王立即着手架空项氏的影响力，其动作分为两步：
第一步，原楚国令尹、投奔项梁手下的宋义，曾经准预料到项梁会兵败身死，楚怀王由此认为此人的才华不在项梁之下，于是将其任命为上将军，项羽、范增等人皆受其指挥;
第二步，命令出身秦朝底层官吏、已具备独当一面能力的刘邦担负起西行直捣秦朝老巢关中的重任，并许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诺言。
而原本项梁麾下的将士，都被分给了宋、刘二人。可见楚怀王的算盘大致是这样的：
六国贵族各复旧土，自己对内提拔宋义作为顶梁柱，对外扶植刘邦占据秦国旧地;这二人均非贵族，出自公务人员之列，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如此一来，自己的楚王之位势必稳如泰山。
他的计划深得权谋学的经髓：扶弱锄强、分而治之。不过他误判了一点：项羽的决心与能力。后者斩宋义、夺兵权，紧接着在巨鹿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主力，不仅收回了项氏在楚地的影响力，甚至成为了各路诸侯实际上的共主：
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此时，面对楚怀王，项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除掉傀儡自立，要么因功高震主被对方除掉。正常人会作何选择，无需多言。
接下来，当项羽率领各路诸侯生吃秦朝的核心武力、浩浩荡荡向关中杀进之时，略有“避实就虚”之嫌的刘邦则已捷足先登。接下来，二人的身份与位置，决定了他们在咸阳会采取完全相反的举动。
新格与眼界的差异?其实不同阶级基于现实的考虑
刘邦进入咸阳后，不仅约法三章、对秦人秋毫无犯，甚至还一反本新、财SE不近，原因很简单：对于自己眼下所取得成绩的珍惜：
无论在战国时代或是秦朝时期，低层小吏想要裂土封侯，那几乎是痴人说梦;而秦末大乱，则给了刘邦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况且如今自己眼前的还是“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的关中之地。
然而，虽然楚怀王许下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诺言，但仅指望这种来自上层的允诺并不靠谱，况且这位高层还有傀儡之嫌;因此，刘邦还要抓群众路线、制造社会舆论，在自下而上的渠道上使使劲。退一万步讲，即使不能如愿在关中为王，其他地区的官员、百姓若因此得知自己的仁厚，也会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而项羽率各路诸侯、四十万大军进入关中后，则有另一番考虑：
其一，自己的队伍虽庞大可观，但也带来了坏处：由于过去上百年的鏖战与屠戮，六国与秦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忘却的世代血仇;而且自己手下的各国士兵，多少都受过秦国人的羞辱：“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在之前的入关途中，自己就是出于维持队伍稳定的考虑，不得不坑杀了秦国20万降卒，却也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对立。因此，眼下若在咸阳秋毫无犯，即使自己愿意，手下的各路诸侯、数十万大军也不会答应：大家出生入死打仗，无非为了报仇、获利，仁义能当饭吃吗?
其二，今后要继续带队伍，就一定得立威。自己虽然打下了秦军主力，但毕竟关中是由他人拿下的;只有在咸阳搞搞大动作、给秦人和天下人留下点刻骨铭心的记忆，方能体现自己才是暴秦的终结者，才能更好的统帅各路诸侯、威慑各国百姓;
其三，自己的根基在楚地，秦地只是仇敌之邦而已。“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己若善待秦人，很有可能会损害楚人对自己的向心力;反之，要是给秦国人一些血淋淋的教训，无疑会加强父老乡亲对自己的拥护。毕竟，要求普通老百姓“以德报怨”，那几乎是无稽之谈。牺牲仇敌、滋养自己，何乐而不为?
那么，与刘邦“衣有天下”的志向相比，项羽复辟分封制就是“昏庸”吗?其实是二人结合自身请况所作出的最有利选择。
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大封诸侯，以分封制管理辽阔疆域，维系其运转的，则是阶级分明的贵族政治。持续数百年的阶级固化，造成了根深帝固的利益藩篱及观念沉淀，要对其进行改变绝非易事。
当初商鞅在秦国变法，付出的代价是对秦国各阶层持续十余年的屠戮、草盘者商鞅本人最终也死于非命。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儒生淳于越对此大加抨击，甚至声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即秦国若不分封，命不久矣)，最终迎来了“焚书”;方士卢生等人非议嬴政大权独揽、“贪於权势”，导致了“坑儒”。而此时，“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各国贵族一窝蜂的顺利复辟，更是体现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真实动向。
因此，作为贵族世家，项羽更倾向于维持春秋战国的体系，自己作为天下霸主，在其中稳执牛耳。毕竟，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证明了郡县制度不合人心。
但对于出身秦朝基层官员的刘邦来说，贵族政治对自己非常不利：支撑分封制与贵族政治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般的阶级观念，以此维系社会的有序运转;而郡县制，体现是则的法家的大一统理念，以严刑峻法而非血统、道德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实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
思路决定行动，因此当刘邦首次进入秦宫室后，粗人樊哙都能说出：“沛公衣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的霸气之语;而刘邦不贪财SE的反常行为，也引起了范增“其志不在小”的警惕。项羽对咸阳的摧残，也是基于贵族政治的思维考量，为了安抚盟友、削弱对手、强化自身凝聚力。
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刘邦的治国思路，体现了大一统王朝的必然趋势，自然代表着进步;但若以身处那个时代的贵族眼光看来，各安其政、利益共享，也并非难以理解。更何况，其后刘邦的崛起之路，也正是充分利用了各路枭雄对富贵的期待、对裂地封侯的向往;不过他的手段是先以新贵族替代旧贵族、其后再对异姓新贵族斩草除根。
除了阶级差异外，刘邦与项羽在行事方式上上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更务实、狠辣、有远见，后者则过于直接、粗暴、理想化。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代表着那个社会剧烈嬗变时代的不同视角，只有理念的差异，并无是非高下之分，他们都是我们常人只能仰视的顶级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