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死后不久，藩镇就开始失控了，这种失控是从幽州开始的。
唐穆宗派文职官员张弘靖进入幽州担任节度使。但是张弘靖一进入幽州，就受到了当地将士的排斥。
为什么会这样呢?据正式记载，这是因为张弘靖表现出的一副文人作派，让崇尚武力的幽州军人看不惯。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
除此之外，张弘靖还总是一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样子，就算你能拉开二百石的硬弓，却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有什么用啊?
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这种论调，如果放在文职系统强大的宋代，军人们听到了虽然也很反感，但是通常不敢怎么样，因为这种论调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
军人就是传说中的爪牙，他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文职长官坐在上面，他们只有站着的份;甚至见到文职长官时，必须得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甚至还有一种更具侮辱新的说法，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军事策划与指挥，因为你什么时候见过狗和人一块制订如何捕猎的计划?
总而言之，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军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祖宗时，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盖等威之严，乃足相制。又，遣将出师，诏侍从集议者，所以博众人之见，今则诸将在焉。诸将，听命者也，乃使之预谋。彼既各售其说，则利于公不利于私者，必不以为可行，便于己不便于国者，必不以为可罢，衣其冒锋镝，趋死地，难矣。自今诸将当律以朝仪，毋数燕见。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无使参议论之馀，则分既正而可责其功。是三说果行，则足以驭诸将矣，何难乎弭盗，何忧乎遏敌哉!
当然了，这种论调放在安史之乱前的时代，军人听起来虽然也很反感，但是通常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在安史之乱前的时代，诸葛亮和谢安之类的人，都是极尽儒雅风流的样子，而他们手下那些五大三粗的将领，哪个敢因为他们不会武功，就看不起他们呢?
恰恰相反，看着人家那副文人作派，那些五大三粗的军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惭形秽。
问题是，这种轻视军队的论调，放到中晚唐那可坏事了。
文职系统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军人们本身就已一肚子邪火了，现在听到你再这样肆无忌惮的侮辱军人，真是叔可以忍，婶也不能忍啊。
更主要的是，看着张弘靖一副书生样，不是军人，战术不懂，却居高临下地对待身经百战的将领，谁也感觉皇帝真是瞎眼了，这种人也能当统帅?
现在你狐假虎威，还肆意欺负、侮辱我们这些国家的柱石，真是忘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
最后，这种不满的请绪不断发酵，于是幽州军区的将士很快把张弘靖干掉了。这样一折腾，幽州一晚之间又回到了解放前。
面对这种事实，我们很容易感觉幽州失控，就是张弘靖处理不当的结果。
其实呢，这大约是站在军人角度上看问题，好像军人并不想造反，只是文职官员在军区胡折腾的过火了。
我们必须得知道，张弘靖是一个资深的干练的军政长官，皇帝之所以调张弘靖到幽州当节度使，就是因为他以前类似的工作干得非常出SE。否则，皇帝哪敢随便派他到幽州这种如虎如狼的地区呢?
张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弘靖进入幽州，与军人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机化，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张弘靖进入幽州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文人系统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并且削夺军人势力的既得利益。
这是削藩的必由之路，如果绕过这个过程，所谓的削藩从何谈起呢?
后来宋代削藩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文职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并且把军人的各种权力削夺殆尽。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将领再牛，也会受到文职官员的各种打压，关键是，打压完了他，他还啥脾气也不能有。对此，都不用说普通将领了，只要看看宋代极具传奇SE彩的统帅就可以知道了。
北宋的狄青牛到天上了，而且极具传奇SE彩，但是因为他是军人，所以一直受到文职官员的各种形式的打压、甚至是欺负，关键是，狄青对此一点脾气都不敢有。因为他任何敢有脾气的表现，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即使如此，一些莫须有的流言，也让狄青处于恐惧中不能自拔，因为当朝太祖皇帝就是军人出身，而且篡位当了皇帝;你狄青现在混的这样牛X，会不会有一天向太祖皇帝学习向太祖皇帝致敬。
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牛到了天上，也一样让文职官员欺负的要死要活，韩世忠让欺负后，吓得只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岳飞只是稍稍流露出一点小脾气，当时就万劫不复了。
但是在中晚唐时代，文职官员想这样欺负军人，那真是想找死了。
这绝不是因为中晚唐的军人政治觉悟低，一个不高兴就敢造皇帝的反，也不是因为南宋的军人政治觉悟高，宁死也要忠于皇帝，实在是因为彼此的利害关系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张弘靖接受的任务，在当时环境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的张弘靖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
上策，他积极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强势打压军人势力，结果就是与军人矛盾机化，然后让火并了。
下策，就是他一味向军人势力妥协，有意无意成为军方的代理人，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会认为他失职的。如果出现这种结果，他恐怕会死得更难看。
因为张弘靖只是一个文职系统的成员，所以很难得到军人系统积极支持，更主要的是，就算军人系统积极支持他，当皇帝调他回中央政府时，他就敢公然拒绝?
中策，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玩危险的平衡，但是有可能两头不落好。最后，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张弘靖显然选择了上策，结果呢?被幽州军人干掉了。而政府都不敢为他辩解，只能承认这是他工作失职的结果。
幽州失控拉开了藩镇失控的序幕，接下来，成德也失控了。
政府收回成德军区的控制权后，让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接管成德，田弘正接管成德时，一度想带自己魏博的嫡系军队带入成德军区。
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结果呢?田弘正进入成德，很快被失控的成德军人杀死。
面对这种事实上，我们很容易感觉，如果皇帝接受田弘正的这种请求，成德就不会失控了。
问题是，臣子的忠心是靠不住的。田氏世袭魏博军区许多年，如果田弘正率领魏博军人成功控制成德，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有可能导致魏博、成德两大军区合流。
问题是，中央政府不让田弘正率领自己嫡系军队进入成德军区，田弘正实在缺乏控制成德军区的能力。
最后的结果，就是田弘正被杀，成德军区失控了。
此时，魏博节度使是皇帝的嫡系将领李愬。
看到幽州、成德先后失控，皇帝也不敢让李愬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在魏博当节度使了。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就让田布回到魏博军区当节度使。
田布是前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儿子，让田布到魏博当节度使，相对更有利于控制魏博军。更主要的是，田弘正死于成德军人之手，田布与成德军区就有不共戴天之仇，从请理上，他当魏博节度使，不会轻易与成德军区合流。
田布接到这个调令，当时就感觉进退失据了。
回到魏博，他应该怎么干呢?好像怎么干也看不到出路啊。
基于军区的利益，田布应该让魏博军区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基于皇帝的利益，田布应该想办法让军区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问题是，哪种选择正确呢?翻开过去的历史，好像哪种选择，也不是万全之策。
田布敢代表中央政府压制军方利益，军区的骄兵悍将可不是吃素的，因为类似原因丢了脑袋的节度使，绝在少少数。
田布敢代表军区与中央政府对抗，从前面发生的一系列事去看，随时有可能让皇帝把他打得哭都哭不出来。因为类似原因死了全家的节度使，好像也不在少数。
经过权衡利弊，田布抱定了忠于皇帝的态度。换而言之，既然横竖都是生死未卜。我为什么不选择忠于皇帝而死呢?
所以，田布回到魏博军区，就坚定的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对此，下面的将士对他自然是纷纷反对，但是田布就是不为所动。
魏博军人看到田布一心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当时就火了。因为你事事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办事，不惜牺牲魏博军民的利益，休怪我们不客气。
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将士不悦，曰：“故事，军出境，皆给朝廷。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虽尚书瘠已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
如果你愿意按过去河朔的老传统办事，我们会拥戴你，否则，我们认得你是节度使，我们小弟手中的刀，可真不认得你是节度使!
面对这种困境，田布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前面一系列节度使选择与皇帝对抗，让皇帝打得哭都哭不出来。现在有人选择忠于皇帝，结果都被骄兵悍将B死了。
关键是，众多壮着胆子与皇帝对抗的人，却又过起了滋润的小日子。
不管田布的选择是否正确，魏博也因此失控了。
田布自杀后，魏博的一位大佬宣布魏博继续按以前的河朔传统办事。
于是，幽州、成德、魏博三大军区再度实现默契，传说中的河朔三镇再度恢复从前无法无天的样子了。
癸卯，布复召诸将议出兵，诸将益偃蹇，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
唐宪宗的子孙无法巩固这种胜利，我们常常认为是他们没有魄力。
问题是，什么魄力不魄力的?这是和钱说话的，这是需要大量炮灰的事。
看到藩镇后来接连闹事，中央政府应该怎么办呢?站着说话不腰疼点，自然是不服就打他，多会儿打服他，多会儿算完。
问题是，这需要无数的钱继续烧下去，这需要无数的炮灰继续堆下去。用玩游戏的心态说，自然是帝国家大业大、人口众多，只要皇帝有魄力，从哪儿弄不出钱、整不出源源不断的炮灰。
当你处于皇帝的位置上，恐怕也会选择妥协的。
唐宪宗削藩的胜利，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那如同美国打败了伊拉克，也接管了伊拉克。但是结果呢?却发现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想维持这种胜利，还需要烧数不清的钱财、输送数不清的炮灰，于是经过一翻博弈，美国终于决定从伊拉克撤军了。
如果用大道理去掉，美国家大业大，拼着烧掉一大笔钱，拼着牺牲几十万士兵，就没有打不服伊拉克的道理。
问题是，谁敢这样扯，美国人民能把他祖宗骂得活过来。
在这种背景下，自然没有敢说，前总统英明神武一通软硬兼施，成功打服伊拉克。更没有人说，现任总统窝囊废一个，因为人家把伊拉克都打下来了，你却白白扔掉。
宪宗时的成就并不能持久，因为那是在政府完全拉满弓的状态下打出的成绩。这种状态，不要说宪宗突然死了，就是宪宗活着，它也是难以一直保持的。
政府想稳定这种成绩，必须得建立一种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控制体系，否则，这种成功永远只是暂时的。而在当时，似乎是无法构建起这种体系的。
经过多年的博弈，中央政府与河朔的博弈，中央政府输多赢少，所以只能接受河朔地区的特殊新，当然了，接受这种特殊新，对大唐帝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大唐帝国的统一、稳定并不会因此受到破坏;大唐帝国相关地区的边防安全，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既然如此，
其它藩镇呢?与中央政府的博弈，通常是输多赢少的，而且结果也是很惨的，所以他们普遍不再敢和河朔地区攀比，这样一来，中央政府与地方军区的冲突，终于不再是帝国的主要矛盾了。
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央政府地方军区经过六十年的反反复复战争，彼此该得到的，大约也算是得到了;得不到的，知道再争下去，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于是中央与地方军区渐渐形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某种均势。
从此以后，帝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朝臣、宦官集团之间，朝臣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