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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儒两家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缘何步入秦汉之后，墨家渐渐地消声觅迹，而儒家则取代法家成百家的魁首。其实，这问题在战国末也有端倪。墨家虽然是战国的显学，但是在战国后期，墨家已经式微了。而墨家的式微分为两个因素：
一是墨家的巨子制度太江湖了，对诸侯王来说是隐患。举例来说，孟胜作为巨子，竟然为了替朋友阳城君守城用巨子令召集墨家门众。阳城君的城池被楚军围攻是因为阳城君犯了罪而拒绝伏法。之前阳城君在楚悼王的葬礼没有遵照楚国法令，他携弓箭入室，色中了楚悼王的遗体。虽然阳城君这样做的本意是为了色杀吴起，但结果他犯了列兵于入室，色中了王尸，违反了楚国的法律。楚肃王继位后是按律治罪，而阳城君拒绝服罪，退守封地。所以才发生了楚军围攻阳城一事。孟胜帮朋友的行为看起来很仗义，实际上他跟阳城君一样都直接无视楚王的君令。这一行为，用韩非子的话来说是典型的以武犯禁。
二是墨家主张的非攻不符合当时诸侯利益也不符合一般人的利益。墨家的非攻内容核心就是维持东周的现状。现实问题是诸侯们总是想着要攻城略地的。因为诸侯们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当天子。当天子，肯定是要并天下的。可是不攻城略地又怎么去并天下。然后，天下合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好处肯定是大于如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非攻，只是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对大部分人来说不符合利益的。举例来说，比墨子说服楚惠王放弃攻克宋国，虽然短期保住了宋国，但是宋国依旧被灭了。这一期间宋国人该打得仗也根本没有少打。
综上两点，墨家在战国时期就已然被诸侯们看重了。秦汉时期，墨家消声觅迹也不足为奇了。反观儒家能这么常青树，客观来说无论说孟子之儒，还是荀子之儒，他们主体思想符合诸侯利益的。韩非子说儒以文犯禁，但是实际上这话不尽然。推崇周礼的儒家，本质上严格说是不能算犯禁者。因为周礼本身是一套典章制度。作为典章制度，内容不仅仅是礼和乐部分，涉及到了行政的一些制度。推崇周礼的儒家是遵守周制的人。
不过，进入东周之后，周天子的权威下滑，周礼渐渐式微。诸侯国开始兴起了变法的热潮，法家得以在战国大放异彩。法家和儒家之争，不是在于遵守或者遵守律令的问题。而是尊先王之法，还是尊后王之法的问题。法家的主体主张“法后王”，儒家如孟子这类主张“法先王”。这样的观念差之下，所谓的儒以文犯禁，更多是责难主张法先王的儒家违背法家主张的新法。这其实是一个观点差。从遵守典章本质来说，儒家相较墨家来说，显然是尊重君命，也是遵守诸侯之法的。而战国末，儒家也并非全部都主张法先王。荀子之儒就主张是“法后王”的。荀子跟韩非、李斯等人的区别在荀子强调隆礼，韩非等法家强调隆法。然而，儒家之礼和法家之法，其实都是约束道德的工具是礼，而法律本身是最基本道德。儒家和法家是可以相结合，而墨家的思想跟儒家、法家很难结合的。因为墨家的巨子制度和非攻思想，都是法家、儒家所不赞同。
法和儒两派思想点结合发展出法儒，也是董仲舒之说。其后，汉武帝独尊儒术运用了董仲舒之说。这点上，成就了儒家在其后两千多年里久盛不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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