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下《史记》，我国的正史创作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至清代乾隆年间《明史》定稿，在我国史学界有着无可动摇地位的《二十四史》也基本成为体系。
然而在这贯穿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二十四史”之中，一个享国祚一百九十年的独立政权却没能被好好记下。这个“憋屈”的政权便是西夏，存在于北宋宝元元年(1038)至南宋宝庆三年(1227)。
一、 崛起于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
西夏政权，属于党项这个民族。但党项的历史并不止于西夏。早在公元三世纪，也就是魏蜀吴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党项人就在四川西北部建立起了吐谷浑政权。只不过在西南强敌吐蕃的侵犯下，党项不断北迁，最终进入了今甘肃和陕西二省的部分地区。而我们常说的唐代中后期丝绸之路逐渐TUO离李唐王朝的控制，党项就是一个推手。当然，他们是站在夺走李唐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那一方。
到了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一个汉名为李继迁的党项人，以“夏国王”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辽国首先承认了李继迁政权的合法新，并赐其封号。随后北宋也认可了李继迁的地位，甚至给他赐名为“赵宝吉”，将他当北宋皇室宗族对待。而西夏政权的真正独立，是在李元昊自立称帝时，即北宋宝元元年(1038)。
在极盛时，党项人借由西夏政权控制了今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的大片土地，南抵黄河，西至敦煌，东、北与契丹、女真等其他少数民族相接。且在其疆域内，肥沃的草原和资源丰富的盐湖多不胜数。党项人的巅峰，便大抵是如此。
二、 西夏与周边政权的恩恩怨怨
前面我们提到，党项人曾阻断了李唐的丝绸之路。而至宋代，已经基本失去经济意义的陆上丝绸之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逐渐被遗忘。不过在李元昊的经营下，西夏仍旧通过其他途径与中原政权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夏的“朋友圈”，仍然充满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与北宋和辽国直接接壤的时期，西夏选择了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对曾意图消灭自己的北宋，西夏主战，但亦采取和平手段。而对更尚武的辽，西夏则主和平手段而辅以必要的军事手段。
在北宋被灭，尤其是陕西地区直接落入金朝控制中后，因为与南宋不再直接接壤，双方不存在太多直接的利益关系，加之金朝防备南宋与西夏联合，西夏便基本不与南宋展开公开正式交往。而与“武力值”明显高出自己的金朝，西夏一开始也曾挣扎过。但随着双方越来越倾向于稳定的关系，尤其是金世宗主张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硝烟便逐渐从金、夏间淡去。
不过你以为西夏的对外也就这样了?并不是。随着蒙古不断南下，西夏和金朝都感受到了来自蒙古的强大威胁。但因为金曾拒绝出兵帮助西夏抵抗蒙古，因而在蒙古尚未灭夏时，金、夏就先自己斗了十余年，“一胜一负，经锐皆尽，而两国俱弊”。
三、 西夏没能被好好记载的缘由
其实说了这么多，党项从三国时就与中原政权有了不少联系，因而有大事被记入正史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不正常的就是，元代在编修前代史书，写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时，独独没管和这三个政权有密切联系，且存在了一百九十年的西夏的历史。
其实这事还真不该元人来负主要责任。追根究底，西夏没有史 传，还是他们自己追求“左右逢源”而惹的祸。
后代为前代修史，尤其是官方正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意图借此强调自己的正统。因为按照传统史学观念，只有名正言顺的接替者才有资格为前代编修史册。
而若是带着这层目的去看西夏，那元代的文人们就有点难动笔了。在以宋为前代正统的大前提下，西夏与北宋主战，与南宋缺少官方交流。且自李元昊起，西夏还一个劲地模仿宋代，学了一堆宋代的文化而发展出一堆在元人看来“四不像”的制度来。因而无论是把西夏当做宋的“附属”，还是宋的“对手”，都不合适。
再加上在灭亡西夏的过程中，蒙古人也吃过不少败仗，连成吉思汗都死在他们的毒箭下。所以若是老老实实把西夏的历史记录下来，就还有点打元代自己的脸的意味。因而在左右为难的请况下，元代史官们干脆“眼不见为净”，修了《宋史》、《金史》和《辽史》，却独独没修西夏历史。只可惜了党项人奋斗数百年，最后却连百十书页都没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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