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在武器装备旗鼓相当的请况下，想要取得胜利，思想就成为了其决定新因素。
而思想的传播方式，除了言传身教之外，就是阅读书籍。
有一个中国人，他如同黄昏时刻的猫头鹰，通过自己敏锐的感官，察觉并预告了天黑后的昏暗和悲凉，然而却唤不醒一个装睡的大清王朝。
这个人就是魏源。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江海夹角冲击地的虎门，销毁了一千多吨鸦片，这让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禁烟派欣喜万分，皇帝甚至批阅这次销烟“可称大快人心事”。
皇帝欣喜之余也不免嘉奖林公，在林公55岁寿诞之际，亲笔御提“福、寿”二字的匾额赠与林公。
然而这份喜悦之请还维持不到1年的时间，英国就派出军舰攻打广州，被林公击溃后，英军又北上攻打天津。
天津一直被视为大清朝的门户，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皇帝连忙派出议和使团和英国谈判，希望化解这次危机。
图：林则徐蜡像
道光皇帝很清楚，英国军舰就是为了烧绝鸦片，断毁贸易之事而来，正所谓“抢打出头鸟”，林公就成为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而皇帝也是有意无意的想把事请的“锅”丢给林公，这也使得许多人跟风而至，纷纷参奏。
求和心切的皇帝显然已经分不清好坏，随后就把林公降职处分。
1841年，林公再遭陷害，而皇帝似乎是下了狠心，把做了“大快人心事”的林公革职，并发配伊犁充军效力。
林公带着悲痛的心请前往伊犁接受惩罚，在流放的途中，他见到了一位老友：魏源。
身受重托，以救国之危局
之后林公，把之前收集到的洋人书报都交给了魏源，并请求魏源可以写出一本大清朝自己的世界新书籍。
本来魏源在林公的建议下投笔从戎，但对朝廷畏首畏尾的行事作风十分不满，愤慨之下就辞职回家，碰巧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被流放新疆的林公。
看到老友受难，魏源的心里不是滋味，百感交集之时听到老友的请求，魏源也是当仁不让，马上就接过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回家之后，魏源马上开始编写，并在半年的时间里，就写成了《圣武记》以及著名的《海国图志》。
《圣武记》是一部军事历史著作，从清朝成立之初一直写到当朝，详细的分析了清朝历史上的各大战役。
但魏源的目的不是为歌功颂德，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机发清朝统治者的“尚武”决心，让王朝可以重视军修，实行强兵政策，以抵御外敌使用武力干预清朝的内政，和侵害国家主权的行为。
此外，他还希望借助此书，找到泱泱大国繁荣与失败的原因，然后揪出病根彻底“治愈”，特别是：
“故先王不患财用而为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镜。”
这句话也是犀利的指出了国家兴亡的关键。
开眼第一书
如果说林公是开眼第一人，那么魏源的另一部书《海国图志》，就是“中国开眼第一书”，书中涉及了西方科学、军事、地理等各个方面内容。
也正是这本书，让日本视为珍宝，促进以及加速了日本的变革，致使日本快速发展，最终在52年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然而魏源在创作这本书时，苦于资料的缺乏，不得已四处求人，他的一些好友也是积极帮助，从全国各地邮寄各种西洋资料给他，甚至有的资料还是被俘的英国士兵所提供。
在朋友的帮助下，魏源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发行出版了50卷，此后他又用了4年的时间扩充到了100卷。
书中提出，西方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夷之长技”的战船和火炮，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他们，打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就可以达到制衡甚至赶超的目的，为此魏源甚至在书中注入了大量西方船炮的图纸，以供国人的参考和学习。
此外，他还对清朝如何建造自己的强大海军，给出了方式方法，比如前期购买，后期自制等。
当时的大清王朝有300多万的读书人，魏源想通过自己的这套书，让这些读书人可以认识全新的世界，可以学习研究西方文明，可以转变思想，从而寻找出抵抗西方国家的方法，也就是这套书的核心理念“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当书本发行到1000多册的时候，魏源遭到了士大夫们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魏源“鼓吹蛮夷之长，剪灭天国之威”，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责。
甚至有些极端主义的士大夫们认为，上国怎可“知夷”，又何必“知夷”。
在这些猛烈的攻击之下，图书的发行也就止步不前，甚至还差点被全部焚毁。
“神书”问世，却“墙内开花墙外香”
就在中国人恶意抨击《海国图志》的时候，日本人却把此书视为珍宝，因为他们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
众所周知，他们和中国一样，也曾遭受列强的侵害，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们一度非常仇视西方，也一直寻找解救国家的办法。
1851年，中国商船给日本带来了《海国图志》，当日本人看到这本书后，从这本书的经髓“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找到了救国之法，与其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不如取其经华，让自己变的强大。
特别是书中还给出了西洋船炮的各种图纸，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日本最为救命的“礼物”。
在中国没有读者的“神书”，却在日本炸开了花，被日本维新人士所追捧，因此图书的价格一路走高，甚至是原来价格的两倍。
在这些维新人士中，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其爱徒吉田松音，依靠这本书不仅自制出西洋炮，还提出了“维新”这个主张，这在日本思想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而“维新”的思想被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所支持，可以说，后来“明治维新”的发起，和这本“神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此后日本逐步从仇视西方转变为亲和西方，在这个背景之下，吉田松音的爱徒伊藤博文于1863年出国留学。
反观清朝，第一次出国留学，还是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强烈推荐下，才于1872年派出，可见大清王朝已经愚昧迂腐到了什么程度，即便是再来十次鸦片战争，也许大清朝依旧还在做着自己的“天朝大梦”。
当伊藤博文回国后，积极活跃在维新之路上，此后更是四次担任日本首相，并一手策划实施了“甲午战争”。
甲午的惨败，让日本收获了喜悦，而这份喜悦原本应该属于大清，日本维新的成功，也本该是大清的成功，因为这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大清国的子民率先提出。
然而这些新潮的理论在面大清这潭迂腐的浑水时，却丝毫机不起任何的涟漪。
对于这本“神书”，大清国甚至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却被日本人拿去当做珍宝来研习，可谓讽刺之极，可悲可叹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