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朝造的，早已过期，而且制造技术也不过关。1835年，关天培造了40门大炮，试放时当场炸裂10门，炮管布满窟窿，其中最大的窟窿能灌进4碗水—与其说是大炮，不如说是鱼缸。而且装要多了就炸膛，装要少了就打不出去。英国海军上将义律说：“清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新能，就像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硬件不行，那软件呢?骑兵没马，水兵不习水战，演习时，骑兵临时雇马，水兵找渔民顶替—这就是清军的尴尬处境。
尤其可笑的是，清军不是24小时守在军营，而是按时上班。除了打仗，平时军营不管饭，上午士兵草练，中午家属送饭，下午继续草练时，家属一边旁观一边刷饭盒。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对清军的论述极为经典，他说：“清军虽有陆军和水师，但没十足的兵力，花名册上弄虚作假，为应付点卯就匆忙招募苦力;虽有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是实战;每次开战，互相猜忌的指挥官不明战况，只会抢劫农村。”
士兵如此，将领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不谙近代军事，对英国人所知甚少，全凭胡乱揣测。大臣琦善说：“夷人每天以牛羊肉磨粉为食，不易消化，很快就会因大便不通而死，所以他们饭后常用茶叶和大黄来通便。只要我们不把茶叶和大黄卖给他们，他们肯定会被大便憋死。”
大臣汪仲洋说：“英军的眼睛怕光，到了中午就不敢睁开，我们应在中午与他们交战。”
大臣吕基贤则提出一条“妙计”：只要英军开炮，我们就趴下;等他们不开炮时，我们再进攻。
道光派侄子奕山到广州与英军交战，奕山见英军的火炮实在厉害，认为其中必有邪术，决定“以邪制邪”—杀了几只老虎，把老虎的骨头扔进海里，想以此机怒龙王，从而掀翻英舰。
道光的另一个侄子奕经也被派到前线，他梦见英军纷纷上船，然后窜入大洋，认为这是吉兆，随行参赞也附和说自己做了同样的梦。恰好此时手下来报英军正在上船，奕经更以为有神相助，于是决定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让一个属虎的总兵充当指挥，凑了个“五虎齐全”，结果清军一触即溃。后来得知，英军当时正往船上运军火，他们撞到抢口上了。
英军打到大沽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不慌不忙地上奏说：“天津百姓要喝河水，为防英军趁涨潮时在河里投毒，百姓应在退潮时取水;英军的船上载着很多马匹，我军只要在沿海挖坑就能对付他们，就算马没掉进坑里，我们也能扑过去砍断马腿;在河底铺设渔网，缠住英军的船，然后我们炮火齐发。只要做到以上几点，我们必胜!”
那道光是怎么想的呢?1842年，道光下旨，说：“朕觉得我军应每人拿两层藤牌，中间夹湿偷的牛皮，足以抵御炮火;另一只手拿着钩镰抢，趁英军靠近时割断他们的腿。”如此战术，真的很傻很天真。
高层愚昧至此，鸦片战争自然败局已定，于是该和谈了。大清代表耆英掏心掏肺地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说自己没儿子，要认其长子为干儿子。耆英在谈判结束时给璞鼎查写信，说：“我们从事同一工作，了解彼此都是一心为国，所以无事不可商量。分别在即，不知何时再见，每念及此，令人心酸。”敌我双方的交流，画风竟像浪漫的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