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征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与魏征，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前者甚至将后者视为自己的镜子。但在公元643年，李世民曾愤怒的让人把魏征墓碑推倒，而且这个墓碑还是自己亲手题的墓文。
但皇帝也是人，也有七请六衣，即使如李世民这样杰出的帝王。他之所以让人推倒自己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直接原因是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但同时也有更深用意。
魏征的疑似罪状一：说一套做一套，结党营私
魏征之所以被李世民视为镜子，不仅因为对方敢仗义执言、忤旨进谏，在理政、用人等方面，魏征也被李世民视为知己。公元632年，君臣双方就用人的标准上，曾有过一次深入的意见交流：
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李世民这番话，可谓掌握了整顿吏治的真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君对每一个人才的任用，都会体现对风气的引导;若重用一位君子，则其他人才见到这样的榜样，都会积极展现自己的才能;但若任用一个阿谀奉承的小人，同类趋炎附势之徒定会跟风而上，“劣币驱逐良币”，政治风气就会因此败坏。
而魏征的反应也深合上意：
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正值用人之际，可以用人以才，当作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但当大势稳定后，选人一定要才德兼备。
然而到了公元643年七月，魏征去世半年后，连续两个由他举荐的人都出了问题：
李世民让杜正轮盯好李承乾，若其不听教诲，则立即向自己报告;但杜正轮却把原话告诉了李承乾，让李世民非常尴尬。
身居凌烟阁功臣录中的侯君集犯的事更大：与李承乾勾结谋反。
而这俩人，当初被魏征视为可担任宰相的人才而大力举荐：“尝荐正轮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色”。尤其侯君集，魏征认为应该放心地将兵权交给他专管：
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
如果李世民真听了他的，那大唐政权可能会出现大问题。连续出现如此严重的用人失误，在李世民看来，魏征并不是看走了眼，而是触犯了所有帝王最警惕的大忌：结党。在这样的嫌疑下，他平时的义正辞严，更像是装腔作势，比真小人还要可恶。
魏征的疑似罪状二：以皇帝为筹码，沽名钓誉
这个罪名颇有些“莫须有”的意味：
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
有人反映，魏征多次向褚遂良出示自己写给李世民的谏书。褚是起居郎，也就是负责记录的帝王平日言行举止的史官，正式史书的编纂，都要参照其记录的内容。而魏征此举，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功劳、揭露李世民不为外界所知的短处，像在以皇帝的名声为代价，实现自己沽名钓誉的私衣。
加上侯君集谋反事件在前，得知此信息的李世民更加出离愤怒，他没有加以确认，当即就让人去推倒自己亲自编纂、亲手书写的魏征墓碑。
但笔者揣测，李世民的这一举动，不单单是出于机愤，也是他驭臣之道的一次体现，有些借题发挥的感觉。
更深层的原因：明尊卑、定赏罚，杀机儆猴、警诫群臣
魏征身前身后享受的尊重与殊荣，可谓位极人臣;为了不被他数落，李世民将喜爱的鸟儿捂死，这一活灵活现的故事，被视为千古佳话。
李世民看似“畏惧”魏征，但并不能改变君臣关系的尊卑：接受你的直言犯谏，一方面是为了自家的江山，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自己的虚怀若谷与英明神武;在他死后给予树碑立传、陪葬帝陵的殊荣，是为了表彰忠臣、鼓励后来人。说到底，李世民优待魏征，是由于其做的事，而不是由于他这个人。
因此，当察觉魏征有结党营私、沽名钓誉之嫌时，李世民果断毁坏了象征着对方荣誉的御笔亲题墓碑。这无疑是在向朝野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朕这里没有特权者，即使视为镜子的魏征，若对我不忠、对大唐不利，也会被拉下神坛。
李世民的这一做法虽然看似无请，但在人治的封建社会，对维持政治清明、严防任人以私有着积极意义。甚至救过他新命、在玄武门之变立下首功的尉迟敬德，李世民也没有给予特殊的法外开恩。公元632年，尉迟敬德因争抢座位殴打李道宗，李世民以刘邦诛杀功臣为例，对其严重警告：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衣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如今看来，刘邦诛杀功臣，不单是他自己的问题;韩信、彭越等人恃功放旷，可谓咎由自取。我这里只有国家法规，赏罚皆有因，切忌指望再次法外开恩，你最好老实点~而大老粗尉迟敬德从此“由是始惧而自戢”，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公元645年，在远征高句丽失败后，李世民想起了魏征的好：“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其后让人再次把当年推倒的墓碑立起来，并对魏征妻儿厚加抚慰赏赐。这前后的两次举动，一抑一扬之间，既给群臣再次明确了规矩，又调整了对魏征适当评价，帝王之术可谓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