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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都将“贞观之治”的功劳全部归于李世民，实际上，这场盛世亦离不开房乔的努力，可以说，房乔在这场盛世的缔造中是居功至伟的。
与大多数惊才园园的文臣一样，房乔自幼便展现出超人的文学天赋，天资聪颖，博览群书，擅长提笔行文。在房乔十八岁那年，在考场上TUO颖而出，官至羽骑尉，年少成名。除了才华之外，房乔自幼便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
早在隋朝兴盛时期，房乔就已从种种端倪中看到了隋朝即将走向覆灭。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公元617年，也就是隋炀帝当政的大业十三年，李氏父子于太原兴兵反隋，李渊次子李世民被调遣到渭北一带与隋军主力作战。值此之际，房乔选择了弃暗投明，毅然决然地TUO离治地隰城，成为李世民麾下的参将。
正值创业期的李世民求贤若渴，他早就听说房乔的大名，如今，见房乔主动投效李唐，自是喜不自胜，将其任命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军中的大事小请，李世民必先请教房乔，久而久之房乔已成为秦王府上的谋主。
“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贤臣明主的相遇，使房乔得到了施展理想抱负的机会，为了报答李世民，房乔自投唐之日为李世民尽心竭力，一心一意帮助李唐打江山。每逢唐军打了胜仗，将领们时常会为战利品争得不可开交，唯房玄龄从不在意这些黄白之物，只考虑如何为秦王扩大实力，招揽各路英豪。
除此之外，房乔还具有相马之能，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杜如晦，就是通过房乔的极力引荐来到秦王府，最后，成为与房乔齐名的国之栋梁。细心的房乔在李世民征战天下时，还致力于收集各州县民请，以及隋朝出版的书籍，为将来的李唐江山绘制蓝图。这一切的一切，都展现出房乔超乎常人的远见和智谋。
大业十四年五月，李渊终于如愿以偿，篡隋以代之，改国号为唐。
房乔因功劳彪炳，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并领封临淄侯。随着李唐王朝外患已除，李氏父子的内部矛盾逐渐突显，发生在父子手足之间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主要集中在皇权之争。李世民身为高祖的二儿子，亦是李唐基业的最大功臣，论及功劳远在太子建成和四皇子元吉之上。
随着李世民的声望越来越高，太子建成及四皇子元吉对李世民的猜忌越来越深，认为李世民有朝一日会篡夺皇权，威胁到太子和四皇子的地位。因此，李建成与李元吉沆瀣一气，结为政治同盟，打算将二皇子李世民置之死地。
至此，一场发生在李唐皇室的内斗已不可避免。
因为，房乔等人蒙受李世民的栽培之恩，所以，在这场政斗中房乔等秦王府大臣坚定地站在了李世民身后。随着各皇子之间的冲突日渐机化，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房乔主动找到秦王妃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商讨对策，两人就诸子夺嫡一事的看法如出一辙，在一拍即合后两人立即面见李世民，建议秦王“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宗社”。
那么，何为“遵周公之事”呢?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秦王能够效仿周公，铲除包括李建成在内的不安分子，这样才可达到安内的目的，稳固李唐王朝的江山。很快，两人的建议便得到了李世民的回应，以房乔、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众幕僚在秦王府中谋划大计，打算发动宫廷政变将李建成集团一网打尽。武德六年，李世民率领亲兵悍然发动“玄武门之变”，将自己的两位兄弟毙于刀下。
虽然，在这场政变中，房乔并未直接参与到战争中，但是，他始终在幕后总览全局，几乎所有作战方案全部出自房乔之手。政变结束后不久，李渊便主动将皇权让出，禅位于二皇子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将年号改为贞观，是为唐太宗。公元629年，劳苦功高的房乔被委任为尚书左仆色，暂时代理宰相事务。
在随后的二十年时间里，房乔始终行宰相之职，与他保举的杜如晦共掌朝政。在房、杜两人在政坛的配合方面，房乔经于谋略，杜如晦则擅长判断，两人的政治风格互补，紧密配合，时人称二人“房谋杜断”。除此之外，房乔以其严谨的作风和端正的人品得到满朝文武的一致好评，当时的外廷大臣对房乔推崇备至。
并且，李世民更是给予房乔“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的高度评价。就连眼中容不得沙子的言官集团，对房乔的为人和政治能力亦赞不绝口，与魏征齐名的谏臣王珪曾如此评价房乔：“孜孜为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黑”。笔者认为，王珪的评价十分中肯，亦是房乔政治生涯中最贴切最恰当的评价。
按理说，像房玄龄这种办事滴水不漏的一代贤相，他的政治生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房乔曾在官场上经历三次沉浮，这其中，有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
《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房乔政治生涯的三次危机：
第一次是在公元636年，也就是李世民的原配夫人长孙氏去世那年。在长孙皇后卧病在床时，房乔破天荒地被李世民批评，被停职回家反思。长孙氏听说这件事后，对丈夫说道：“房乔为陛下尽心竭力，一向滴水不漏;对于朝中的机密事务，房乔从未对外偷露只言片语。因此，若没有其他原因，还希望陛下不要为难他。”
第二次则是在公元646年，房乔再次因为一点机MAO蒜皮的小事触怒龙颜，被赶回家中面壁思过。为此，许多文武大臣纷纷上书为房乔说请，褚遂良在奏章中提到：“房乔自李氏起兵之际就追随陛下，在平定天下时立下不世奇功，在后来的玄武门事件中参与了决策，并在贞观初年为陛下规划了政治格局。倘若论臣子的功劳，无人能出房乔右者。这样的国家栋梁，倘若他没做出兴兵作乱的事，是不应该被赶出朝廷的。就算房乔年迈，对朝政已力不从心，陛下亦应妥善安排他返乡养老，对他以礼相待。臣以为，陛下不应因为一些微小过失，否定一个开国元老的功劳。”
群臣上书后的第二天，李世民便将房乔召回皇宫。
过了一段时间，房玄龄又莫名其妙地被赶回家中，不过，这次《资治通鉴》中并未记载更多的细节。或许李世民是在给自己找台阶，没过多久李世民便声称自己要驾临芙蓉园。房乔闻讯，立即命人在家中来了场大扫除，因为，他猜到李世民此行必会造访房家。
果不其然，驾临芙蓉园只不过是李世民的幌子，他果然在游园后“顺便”驾临房府，然后，“顺便”将犯了错的房乔接回皇宫，仿佛这场风波从未发生过一般。
笔者实在想不通，以房乔如此小心谨慎的新格，他究竟有什么小辫子被抓在李世民手里。根据史籍记载，房乔为人处事滴水不漏。房乔的儿子房遗爱迎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房乔的女儿则嫁给了韩王，房乔顺理成章地成为皇亲国戚。不过，房乔深谙满招损谦受益的至理名言，在李世民打算将房乔任命为“太子少师”时，房乔主动婉拒了升迁，并申请调离政治中枢。
李世民极其倚仗房乔，他并未批准房乔的奏章，并颁布诏书命房乔不日上任，房乔无奈之下，只得兼任太子太师。当太子准备仪仗要对房乔行拜师礼的时候，房乔借故推辞，并未受礼。当时的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后，无不对房乔的人品大加赞扬，觉得房乔是一个识大体且明事理的人。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唐太宗的驭人之道堪称一绝，是统治者草纵臣子的艺术，也是一种后世皇帝争相效仿的手段。
恩威并施，也就是俗语中的“胡萝卜加大棒”。李世民必须无时不刻地感受到自己对皇权的绝对掌控，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权威。古往今来，无数大臣在这一问题上走错了路，功高震主如年羹尧者，就是死在皇帝的底线上。房乔深知李世民的底线，懂得何时适可而止，如何急流勇退，如此才能在音晴不定的政治场上闲庭信步。
倘若，将君臣之间的相处视作一场游戏，那么，只有懂得并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君臣之间才会协调同步。正因李世民和房乔都懂得这一规则，才有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