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战乱四起，宋景公的仁善之德没能统一，秦国却做到了，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中国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崇尚仁善贤德的文化;宋景公算得上是仁善贤德的君主，他是在春秋时期国君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长达六十五年。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是少有的仁君。有一年，楚惠王吞并了掉了宋国的近邻陈国，此时天上的荧感星(即火星，主刀兵的凶星)侵入了心宿星的范围，按当时星象的分野说法，心宿对应的是宋国地区，因此宋景公非常忧虑，生怕上天会给宋国带来灾祸。
史官也说荧或守心是大凶，要景公赶紧想办法。宋景公就问子韦，子韦回答说:这是预示有大祸降在国君你头上的兆头。不过，子韦肯定地说，他有办法可以把大祸移到宰相头上。宋景公不同意:“宰相是辅佐国家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右臂，怎么能为了我，而让他受祸呢?”
子韦说:还有个办法，国君可以灵台祭天，将灾祸转移给宋景公说:这是什么话?作为人君，应该以仁爱来安百姓。我百姓，怎可反而让百姓承受灾患呢?百姓就像是国样的生身父母，我能把灾难转移给他们吗?子韦说:还有个办法，他可以把灾祸转给今年的收成，让国君过这一关。宋景公说: 年成不好，时令饥荒，人民会挨饿。做人家的君主却坑害他们以求自活，我怎么还配做君主呢?宋景公最后说:这是我的命到头了，你不用再说什么了。
先知此时像是早已成竹在胸地说出了他的千古名言:“天之处高而听卑。”天虽然至高在上，却能听到下界细微的声音。国君说出了这种至德之善言，天必三赏国君。有三善，就是为人君的三种仁爱、宽厚的言论，天必三赏国君。今天晚上荧或星必离开心宿三舍的距离，一舍可以行七星，一星对应一年，三七二十一，国君将会延寿二十一年。子韦还以新命担保:“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或不徙，臣请死。”
据说，宋国的官员们跟着景公和子韦仔细观测荧或星，发现它果然移动了三度，离开了心宿的范围。宋国在这一年里，然移刀兵灾难。而宋景公也确实成为春 秋时代在位量长的君主，果然没有历史记载的子韦事迹仅止于此，他的专业著作到打代也只存下目录。这个有奇异能耐的历史人物有着后来文文明难以理解的品质，司马迁称其为黄帝以来少有的“传天数去”的确，在春秋以前，天数、天象对君权、王权还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
那时的人们信奉“天人合一”，地上细微的变动都公司起天地变异。这种“天高听卑”的思想跟当代的“蝴蝶效应”并不相同，但它们都传递出一种共生意识。子韦的“天高卑”的名言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卑微的山野之人，但高高在上的名臣贤相都有听于他。“天高听卑”也是一个知识意义上的悖论:天至高无上，却能听闻卑微的呼声;天虽然示象万方，但需要卑微者来解释，需要卑微者来体现。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先知个人，还是天象变化，都阻挡不了一个文明坎陷的进程。春秋时代的华夏诸侯在世俗化理新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以至于等待他们的是战国，是秦王朝的大一统。而文明知识、生活信仰、社会习俗，等等，反而在社会剧变中没有积累，没有传承，没有得到尊重。知识的演进一团糟，权力开始主宰人世间的一切。传统的天命、天人感应在汉朝回光返照一一时，就再也奈何不了权力的为所衣为。
秦以降的中国权力，除了神仙术(用时下的现象，就是养生气功之类的方术)对其还有有或外，再没有其他的手段对其有实际的牵制、平衡。在这种请况下，我们的占星术、天文学等等每况愈下，到了宋元以后，竟需要西洋人来做钦天监，制定历法;到了近代，更需要西方知识来帮助我们活下来，也就毫不奇怪了。今天小编先分享到这里吧，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战国时期的宋景公如果和嬴政一样暴躁，或许历史终将改变，你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