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年)秋，曹魏权臣司马昭命大将钟会、邓艾率军分路伐蜀。结果当钟会与蜀汉大将军姜维对峙于剑阁，劳而无功并准备撤军之际，邓艾却率兵偷渡音平，越过七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袭占江油、绵竹，斩杀负责抵御的蜀军大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随即率领数千魏军进B成都。
邓艾进攻成都时，手下仅有数千士兵
此时，成都城内兵多粮足、城高池深，按照常人的设想，后主刘禅理应选择坚守御敌。况且，此时姜维已率军火速入援，如能在成都沦陷前赶到，击败邓艾、扭转局势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刘禅却未做丝毫抵抗，便向邓艾举城投降，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
首先，成都城内虽然尚有数万军马，但大多是老弱病残、从战场上溃败而回的残军，以及从市井中临时招募而来的士兵，不仅毫无战斗力，而且从心理上对气势如虹的魏军畏之如虎。用这样的士兵守城，形势可想而知。此时，蜀军真正的经锐由姜维统领着对抗钟会，虽然已经加速驰援成都，但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曹魏攻灭蜀汉形势图
其次，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集团反对战斗，并到处散布投降的言论。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属于“外来政权”，其统治阶层都是由刘备从荆州或中原地区带过来的人士及其后代，而当地的士人阶层则长期被压制。在这种请况下，益州士人既为了保卫家园不被战火摧毁，也怀着“当家做主”的目的，非常希望刘禅能够投降。
再次，蜀汉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奉为国策，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曾发动过16次北伐，结果均以失败告终。连年的北伐让蜀汉疲敝至极，以致于出现“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见《三国志·卷三十五》注引《默记·述佐篇》)的现象，深为益州士人、百姓不满。在这种请况下，坚守成都、负隅顽抗，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
诸葛亮、姜维的屡次北伐，让益州百姓苦不堪言
最后，蜀汉名将凋零现象非常严重，此时无人能够主持大局，做好成都的防御工作。众所周知，蜀汉以一州之力对抗占据中原的曹魏，人才奇缺的现象始终都是个大难题，而作为外来政权，刘备、刘禅都不敢倚重益州将领，而是寄希望于荆州或中原名将们的后代，然而他们的能力却乏善可陈。所以，当面对盖世名将邓艾率领的魏军时，已经无人敢站出来担负守城工作。
当然，面对种种不利因素，刘禅除了投降外，还有两条出路，即南逃至南中以图再举，或者依附于东吴。早在邓艾攻占绵竹、进军成都之际，便有朝臣提出上述两条建议(“汉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与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见《资治通鉴·卷七十八》)，但在谯周的极力劝阻下，最终均被刘禅否决。
谯周劝说后主放弃抵抗，向曹魏投降
谯周给出的理由很具有说服力：南中乃蛮夷聚居之地，对蜀汉朝廷毫无忠心可言，一旦有风吹草动，必然会联合起来作乱，若想依靠他们来对抗曹魏，无异于痴人说梦;东吴势力远弱于曹魏，唯有与蜀汉共存、结盟，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一旦蜀汉灭亡，那么不久后也势必会吞并。如此一来，刘禅投降东吴已是受辱之举，若东吴灭亡后再投降北方，则是二度受辱，倒不如直接投降曹魏为好。
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今若入吴国，亦当臣服。且治政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周上疏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B之，穷乃率从。今若至南，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其叛必矣!”引文同上。
刘禅自知无力回天，只好向邓艾投降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困难和考量，刘禅最终放弃抵抗、选择投降。景元四年(263年)十一月，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60余人出城投降，同时又派人晓谕姜维，命他向魏将钟会投降。至此，立国42年的蜀汉正式灭亡。刘禅投降后被迁往洛阳，不仅保住了身家新命，而且获封为安乐公，在世间又存活了18年，最终在西晋泰始七年(271年)病死在洛阳，享年6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