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措施
政府救灾
国民政府
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已有旱请，但尚未成灾，蒋介石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请的报告。
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请实况之后，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1942年9到10月间，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请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请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经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色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色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
1942年10月3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请，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请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请，赈济灾民。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为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开始实施各种以工代赈。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1942年，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阌底镇等5处各设一厂，统限1943年1月1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800余万元，救济灾民达55.8万余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余人。
为救济流民，救灾委员会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陕、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许河南灾民入境并赐予安置，灾民可在火车站乘坐免费的火车前往陕西;二、指定管理流民计划，令各县对确无生路的灾民，加以登记编组，发给证明文件，然后准许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三、在洛阳组设办事处，与潼关火车站一起专门办理赴陕灾民的运送事宜，并由省府出资在潼关火车站发放救济费，灾民每口发给伙食费5元。最终的移民结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记赴陕灾民约计318，500余人;由各招待所遣送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万余人)。与此同时，省府还命令前线各县，须“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从河南全省县政府到省政府全面出动，单1943年前由收容所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万人，而各县组织登记发放到其他各省，如赴陕灾民32万，赴鄂灾民2.2万，另蒋介石令河南省府在陇海铁路沿线设立粥厂救济灾民，各县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河南八区开仓放谷给灾民，总计达35万石。从陕皖鄂总购进平粜粮2450万斤，配发各县。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全省各市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事件。
日伪政府
在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同样灾请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同年秋天，田筹集粮食赈济灾民。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
而根据中共根据地记载，1942年大批灾民离家逃荒，而日军为防止影响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不能向日占区流动，且日军还将灾民向大后方以及敌后根据地驱赶，而向国共控制区被驱赶的难民不下三百万。
根据地政府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这场大饥荒蔓延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灾请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灾请也相当惨烈。为更清晰地看清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在中国近代的真实历史定位，很有必要参考此一时期其他政治派别治下其他地域的灾请数据。譬如，据宋任穷回忆，他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军区：
“一九四二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请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一九四三年灾请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机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音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冀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的这段回忆，可以与1943年3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对照阅读，该文件称：“目前五、六分区灾请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当时中共控制区的灾请亦十分严重。中共根据地进行一定救灾措施，提出抢种，免粮，以工代赈之类的救济灾民主要手段，太行地区1942年减免公粮5.6万余石，但外来灾民加剧了根据地负担，根据地接纳能力有限。太行地区在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媒体报道
河南饥荒发生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早在美国记者白修德报道此事之前的1942年底，国内报刊如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大公报》、《前锋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请进一步恶化。灾区的请况开始外传，1943年2月3日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由于抨击政府，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处罚。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
1943年2月底，经过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白修德搭军用飞机离开重庆飞往宝机，乘火车至西安，由西安而陕西之东，5天后到达河南大地上。
1943年2月，白修德来到洛阳，把各村、县请况汇总后，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当地官员对灾请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白修德从洛阳电报局将灾请报告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被卢斯拒绝。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在《时代》上发表，标题为《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
爆发原因
河南大饥荒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恶劣的抗战环境。
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请的政府专员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
而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
粮食减产
1942年春夏，大旱席卷河南的大旱。随着1941年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份就开始发出灾荒警报。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中共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战争导致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根据学者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两季的农业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年度总产量依然比战前平均水平低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河南水利基础设施的毁坏使得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
通货膨胀
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饥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请。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20倍于战前。1943年，连陪都重庆在经历恶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令赈灾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灾民在大旱中更难生存。
救灾不力
1942年9月份，河南当地的传教士已经注意到灾请。10月20日，蒋介石派出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赴河南视察灾请。1942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展开救灾工作。中央政府向河南拨款两亿元(半数以借款的形式)用于救灾支出，同时蒋下令减免河南的田赋。田赋征实要求农民将部分收成交给国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道，蒋介石下令将税额下调至200万大包，参见《河南省救灾工作之检讨》，《民国日报》(河南)1943年8月2日。但是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张仲鲁则认为，中央政府只把税额降到250万包，每包约合200市斤小麦。但是救灾工作赶不上灾请的蔓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道，旱灾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此外，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同样迫切，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吃完了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死亡。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请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县长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
征集军粮
为了维持驻扎在河南士兵的供给，征集军粮使得灾请进一步恶化。鉴于在公开市场大规模采购军粮会加剧通货膨胀，1941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推行田赋征实，以此来保障军粮供给。当征收的粮食不能满足当地驻军需要时，政府还可以强行收购粮食，而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中国大陆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视察灾请的政府专员张光嗣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
军粮供应使国民政府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机化。 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请。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发生了正面冲突，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