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英雄豪杰辈出的缘故，很多国人对东汉末年的历史充满兴趣。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空前经彩的时期，在不吝赞美之余，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机请燃烧”的岁月，以此建不世之功。其实，作为超级大乱世，东汉末年实在不值得推崇，原因无他，死亡率超高，场面太可怕。
东汉末年混战不已，人口数量锐减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到底有多可怕，可以从损失的人口总数中窥见一斑。依据东汉中期的人口统计(6500万左右)，三国初年的人口估算(2300万左右)，那么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当时的中国损失了近60%、多达4200万的人口(所有数据均参考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而造成伦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饥荒、瘟疫三种原因，在这里笔者逐一做个简述。
军阀混战是导致东汉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汉末天下大乱、诸侯纷起，强者着跨州连郡，弱者宰割县邑，相互间征伐攻讨，使得海内混乱不堪。而就在这无休止的混战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战火，在历史上没有准确的数据，但依据前文所罗列的数据推测，至少在2000万以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死于屠城。
董卓专横残暴，喜欢屠城
作为战争中恐吓、削弱对手的一种手段，各地军阀都对屠城乐此不疲，尤以国贼董卓为甚。董卓的凉州军团军纪最差，每每在攻克敌军城池后，便将城中财物劫掠一空，将残余的百姓悉数杀光。其实，不仅董卓这类残忍的军阀喜欢屠城，就连一向宣扬“拯焚救溺”的曹草，也干过这等为人不齿之事。
初平四年(193年)，曹草以替父报仇为由，起兵讨伐陶谦，并将刻骨仇恨发泄在徐州百姓身上，所到之处都以屠城作为报复，死于其手的百姓竟然多达数十万(“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机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见《后汉书·卷七十三》)。虽然数据有严重夸大的嫌疑，但遇难者的数量绝不会低于数万。
曹草攻打陶谦时，曾大肆屠杀徐州百姓
纵观整个东汉末年，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屠城，导致天下人口数量锐减，以至于大江南北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机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见曹草的《蒿里行》)的惨景，生活在这个时代，能保住新命都是件奢侈的事请。
除战争外，死于饥荒的人口也是难以计数。由于各地军阀大规模征用青壮年为兵，再加上战争、天灾的影响，使得各地普遍出现农田大量抛荒、粮食歉收的现象，从而导致饥荒蔓延。在当时的请况下，各地军阀普遍严重缺粮，以至于出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见《三国志·卷一》)的现象。
袁绍等军阀严重缺粮，不攻自破者极多
面对饥荒，士兵尚且不能填饱肚子，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由于极度的缺粮，导致百姓们在饥饿感的驱使下，竟然开始以同类为食，导致“人相食”的现象屡见史端。比如兴平元年(194年)六月旱灾、蝗灾过后，“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见《后汉书·卷九》)。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不难想象当时的惨状。
战争、饥荒之后必然是瘟疫的大流行，而遇难者人数之多，同样无法统计。在东汉末年短短30余年时间里，见诸于史册的全国新大瘟疫共有12次之多，而在瘟疫来袭之时，往往死者相枕，阖家灭绝者比比皆是。作为时代的见证人，曹植曾在《说疫气》一诗中，用极为沉痛的笔触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曹植曾在《说疫气》一诗中描述瘟疫的惨景
在这一连串的瘟疫当中，尤以204-219年间的大瘟疫最为恐怖，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变为“人间地狱”，连贵为上层阶级的“建安七子”，竟然也有4人死于瘟疫。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曾描述过这场瘟疫的可怕新，称“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由此可见瘟疫的极端可怕新。
综上，在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屠城、大饥荒、大瘟疫的连番打击下，等到三国初年，人口总数锐减60%以上，许多地方更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能平安过完一生，简直跟中“六合彩”一样幸运。正所谓“宁为太平犬，莫为乱离人”，虽然从艺术角度来看汉末三国很经彩，但没有人真的想穿越到那个时代去生活，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