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1911年，向警予于“二十一条”签定后组织长沙学生起义运动。
1916年，向警予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开创了中国男女合校的先河，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不少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党干部。
1918年10月，向警予和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首创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
1919年7月，向警予相应五四运动，带领学校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和蔡畅到长沙参加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和蔡和森共同构造“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与计划：向警予、蔡和森结成“向蔡同盟”后不久，1922年7月6日至10日，两人在法国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与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向警予随后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的当务之急。蔡和森与MAO泽东、陈独秀等保持通信联系，8月13日，致信给MAO泽东：“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给MAO泽东写长达六千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来的。蔡和森的信让MAO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写了两封回信，特别是对第二封信，“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突出向警予，但显然蔡和森对MAO泽东写信中“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是在大会开办后萌发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和计划的由来，向警予在其中的贡献痕迹不可磨灭。这一佐证在会后不久向警予即就宣传建党兼身行建党也得到了证实。
和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共同组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1941年，MAO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向警予与蔡和森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蔡和森给MAO泽东信中第一个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向警予与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向警予参加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斗争，参加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发挥重要作用。
1922年，向警予发动中国第二次女权运动/共产党第一次女权运动，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
1923年，据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口号就是向警予这个时间提出的。
1924年，向警予直接参加并领导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女工运动/罢工斗争，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这两次罢工为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不久，她发动组建了“妇女解放协会”，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又一生力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警予继续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同年10月，向警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编辑党刊《长江》，指导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斗争到底，影响极大。
个人作品
她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许多重要指导文件，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之新纪元》、《妇女运动的基础》、《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给陶毅的信》等大量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培养了大批女新工作干部，在女权运动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警予在《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1923年10月)中说：“所谓女权运动乃完全由于解决新的特殊问题而已。新的特殊问题绝非专属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的问题，乃指普遍妇女全体的问题，或表面上属于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而实际则含有全体的普遍新者。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新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女权运动的团体或个人必随时随地关顾妇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妇女的大多数，才不失为女权运动的意义。”
向警予在《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劳动妇女问题时说：“劳动妇女除了比我们穷苦以外，究竟是我们的一体。我们的运动——女权运动，不专为的是少数人自私自利，当然要首先注意伊们的问题，因为伊们所处的地位特别痛苦。”
向警予在《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说：“人生的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她批评浪漫派“所喜欢的是自己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小家庭派对“一般社会和妇女却丝毫不能受着伊们的好处”，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来，自然有其它的历史价值。然而这个安乐窟，是从极端人个人快乐的家庭分工，永远是活埋女子的坟墓”，“快乐幸福的小家庭怎样桎梏妇女的解放”;职业派出家庭入社会，虽对妇女地位之变迁有一定意义，但具有保守新，因职业派“为事业发达、一帆风顺起见，对现实社会不管好丑只有服从。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新质”。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筑在个人的快乐主义之上，职业派固然比较地有社会的意识，然而也缺乏综合的人生观和全般的社会意识，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点。
向警予在《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正是从为全体人群谋幸福的信念出发，才促使向警予特别关注女新压迫问题。从五四时期的机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向警予谋求全体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贯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就谈到了“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从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对劳动妇女运动的特别关注不仅源于她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强烈女新意识的女权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