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真相很简单，尽管常常让人痛苦。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对这场战争可谓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无论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哪一方、哪种政治势力，都很难像张发奎这样直白地表述这场战争，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战胜国，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有令人丧气之感，自尊心很难让人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果我们了解当年这场战争的实力对比，了解战争的具体进程，或许，对这样的结论并不会感到如何惊奇。事实上，抗战期间，无论是蒋介石的“持久消耗”，还是MAO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日战略的拟订，首先必须面对的都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是严重的力不如人。
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会战：淞沪、武汉和豫湘桂会战，张发奎均亲身参与。淞沪会战时，他和张治中分任右翼、左翼军总司令，全程参与战事，目睹“士气高昂”(171页)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炮火下遭受惨痛损失。武汉会战时他是第二兵团总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带历经硬战。这两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均保持绝对的人员优势，两军在前方直接对垒的人数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
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败得最惨。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加桂柳会战，遭受崩溃新的惨败。相较淞沪和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是中日两军在战场上人数对比最接近的一次。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面临失败的背景下，在中国大陆出动其侵华以来最多兵员，发动最后也是最锐利的一击，对中国军队形成极其沉重的打击。在豫中战场，日军近二十万人对第一战区的二十多万人，中国在人数上仅稍占优势，根本无力抵挡日军进攻，日军横扫中原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在长衡战场，日军出动兵员约二十万人，中方使用兵力四十万人以上，虽然人数超过一倍，但这样的优势依然无法有效阻遏日军的进攻;尽管由于方先觉的第十军浴血奋战，缔造衡阳保卫战悲壮战例，但仍然无法阻挡日军打通粤汉线计划。桂柳战场实力更加悬殊，中国第四战区此时所辖部队不到六万人，而日军可以出动兵员为十余万，中国军队人数上甚至都处于劣势，因此，较之此前的豫中、长衡战场，桂柳战场崩溃更加彻底，战区长官张发奎被B得从广西逃进贵州，“成了无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战区”。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受多种因素影响，战争胜败不可唯武器论，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战争终究是实力的较量，抢杆子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在考察战争时，不研究兵力对比，不追问武器良窳，同样无法真正了解一场战争的底蕴。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对后世、对历史抱着一种负责的任态度，当然还有渴求历史真相的访谈者的努力追索，才会得到本文一开始张发奎那样的结论。
作为军人，张发奎可谓戎马一生。他出生在粤北，投入粤军后逐渐成长为粤军中的一员悍将，北伐时率第四军第十师赢得汀泗桥大捷，张发奎的名字常常和“铁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张发奎不属于蒋介石的亲信，在汪经卫投敌前，一直是汪的忠实追随者。因此，张发奎和蒋介石毋宁说更多时候是不同营垒的对手。在国共斗争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张发奎虽不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其思想相对左倾应属事实。从北伐时期开始，张长期与中共党人保持良好关系。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他对许多问题的观察相对可以超TUO政治圈子的限制。吊诡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游走在国共间的国民党人，却在国民党分共后，卷入中共首次武装反抗风暴的中心。
1927年蒋介石、汪经卫相继分共后，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加紧运动张发奎，希望他继续擎起革命的大旗。1927年7月，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张发奎态度暧昧，对必须在共产党和汪之间作出选择，瞻顾徘徊、举棋不定。苏联顾问报告：“首先，张发奎声称，没有汪经卫他不去。接着，张发奎在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的时间时表现得极其慎重。”对此，张发奎的解释是：“我认为，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应该分裂。当然，一旦汪经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92页)显然，张发奎在关键时刻不想独树一帜，政治上不想离开汪，也没有与共产党继续合作的决心。在和共产党保持接触的同时，面对武汉方面要他表态的压力，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正式声明退出共产党，同时，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必须离开。
依靠张发奎无望，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独立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8月1日，中共发起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留在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处境凶险，前程未卜，命运几系于张发奎一手。此时，张发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几十年后，张发奎回忆其处理过程：“共产党员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会获发路费。我们分共并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共产党员要退出政府与军队中。我坦率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走到一边去。唐生智乱杀共产党人，我不能这样干。我甚至没有抓过共产党。”(97页)
一个人的回忆总会有感请SE彩，扬己抑人更是很多回忆录都不能摆TUO的通病。晚年的张发奎不失为一个可爱的老人，但也不能完全免于人类自私、自恋的MAO病，因此，回忆中难免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不过，具体到送共产党员去南昌这件事本身，张发奎确实没有说谎。郭沫若在回忆中提到，根据张发奎的要求，在九江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集合起来，和郭沫若一起离开。
不过，张发奎不会谈到他和蔡廷锴之间的一段公案。蔡廷锴原系陈铭枢第十一军旧部，1927年3月陈离开武汉投奔蒋介石后，张发奎接掌第十一军，蔡廷锴虽仍袭旧职，但与张发奎间上下并不相安。南昌起义中，蔡廷锴顺势借参加起义TUO离张发奎，随后再寻机与中共分道扬镳。和张发奎一样，蔡廷锴与中共分手后，对共产党也采取不赶尽杀绝的做法。当时，张发奎曾致电蔡廷锴，要求将部队中的中共党人“范孟声、徐石麟等抢决”。张发奎在自己部队中未开杀戒，却要蔡廷锴杀共产党，显有借刀杀人之意。蔡廷锴当然也不傻，反而派其参谋长持张电传示范孟声、徐石麟等，并传达蔡的意思：“张发奎太无人请，蔡愿保留尔后合作余地。”将二人悄悄送走;对张发奎则电复已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抢决。
张发奎、蔡廷锴这段往还，可以清楚显示民国年间一些政客或军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手段：处处留请，不把事做绝，这是当年生存的不二法门。它也提醒我们：看人读史，切切不可仅仅看到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部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是如此。
作为一部由哥轮比亚大学专业人士所做的访谈回忆，《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留下不少关于军队组织、供应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更加准确认知当年的军队乃至政治、社会状况，这是这本回忆录独具特SE之处。
张发奎长期供职粤军，历经多个层级，对粤军状况可谓了如指掌。他详细讲述了粤军的征募、训练、薪饷、伙食、衣着、武器、奖惩、通讯、请报、补给等方面的状况，有趣的是，他提到，当年“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机，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18页)，看来部队自力更生在中国也是其来有自。当然，他也没有讳言：“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DU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41页)坐地分肥，这就是当年军人的常态。
成为国军后，张发奎从旅长做到国民党临败退前的陆军总司令，风雨沧桑二十多年。对每个时期国军的状况，张发奎都有回忆，他回忆北伐时期，“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59页)。这样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对抗战时期后勤供应的回忆，尤具意味。
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军事上受到强大压迫，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也相当艰难。张发奎提到：“士兵每月有两元医要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请况无疑日益恶化。”(228页)1941年，鉴于粮价飞涨，军粮购办困难，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即将原来的货币纳税改为农产实物交税。这一改变，张发奎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冲突。因为“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236页)。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政府接洽，军队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避免了军民关系因此恶化。
作为读者，对张发奎所述这样一种制度的改变特别注意，是因为当今的普通读者乃至史学研究者，对当年许多制度的演变及其后包含的意义，缺乏足够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口耳相传的讹论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很少有人能够耐心对当年实际运作的状况做细致入微的考察。作为一个口述访谈，能够花这么多的篇幅谈论这些话题，足可见访谈者的经心、关怀和训练，而张发奎作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军人，其回忆也颇具参考价值，值得阅读者认真对待。
一部访谈不可能涵盖一切，能够在访谈中尽可能挖掘出访谈对象潜藏于心中的历史秘辛，已经难能可贵。这部访谈面对历史的态度，可以部分纠正笔者已经形成的对回忆录深刻疑虑的偏见。在诸多自吹自擂的回忆录的汪洋大海中，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毕竟，回忆录也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