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消息传到重庆是第二天凌晨1时。蒋介石正在郊外的黄山官邸过夜，大约三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消息。根据蒋日记，他稍后起床，仍一如往常地进行晨祷，随即返回重庆市区。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四年多的中国从此不再孤独，并在名义上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四强”。3日，蒋介石被联合国家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内心喜忧参半，一方面感到“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另一方面又担心“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
亚洲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号召“不合作”，拒绝支持英国。日本乘机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把英美赶出亚洲”。战火烧到东南亚，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转告丘吉尔，应该注重“确保印度与大战期中如何使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或”。
于是，蒋介石作为近代领导人，在春节期间第一次走出国门，参与他国事务的调停。他确定访问印度目的五点：劝英印互让合作;劝印多出兵出力;劝英允印自治;为将来中印合作打下基础;宣传三民主义。戴季陶、陈布雷等人试图劝阻，希望蒋介石等战略形势好转后再去不迟，蒋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世界上苟能四亿五千万民族与三亿五千万民族联合一致，岂非大佳事。”
2月5日，蒋介石从缅甸腊戍起飞，偕同夫人宋美龄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一行十余人，直至印度加尔各答，但见“气候清凉，森林茂密，花草芬芳，高厦毗连，工厂林立，烟突几与古木遍植近郊;惟人民瘦弱，生活恶劣，甚于我国租界与港九各地之苦力，尤其污秽更甚，而外人之享受优厚，诚又天渊之别”。
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印度新德里，英印当局极力阻扰其前往孟买见甘地。15日，正逢中国旧历除夕，印度总督邀请蒋介石宴会，转颁英国十字勋章，随后双方讨论新加坡失陷后，日军可能的军事动向。
2月18日，甘地到加尔各答，住于友人家中，蒋介石、宋美龄等前往晤谈，“先道彼此向往之切，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约一小时余”。下午再谈，甘地显得比较冷淡，同请中国抗战，亦不妨碍英国援华，但对蒋介石提出的中印共同奋斗，“为两国合作，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竟置而不答”。蒋介石想要进一步说服甘地，甘地觉得话不投机，干脆不再搭话，一旁织起棉花。
蒋介石有些失望，“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之综论，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
总体而言，蒋的印度之行收效甚微，他后来在日记中反省云：“此次来印，对于印度近请，未能观测清晰，全凭英国之宣传，以为英印间对于抗战真趋一致也。又以准备不周与印督方面以及尼赫鲁等各方面联系与洽商绝无，故彼此皆不接洽，以致误会与猜忌之事丛生，此乃一生重大教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