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政坛
张璁少好经学，博学多才，13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并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造诣颇深。但七次进京科，名落孙山，曾在温州罗峰学院聚徒讲学。正德十五年二月，八应礼部试，获隽。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卒于豹房。遗诏迎取武宗从弟朱厚熜嗣皇帝位。四月二十二日，14岁的朱厚熜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嘉靖元年。五月十五日，张璁于奉天殿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进入仕途，年已四十七岁。
大礼议
因杨廷和集团要求明世宗改换父母，引发了大礼议之争。“有异议者即间邪，当斩”(注：《明史》卷190，《杨廷和传》)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恐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请而已矣。’故圣人缘人请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注：《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正典礼第一疏》) 张璁指出：汉哀帝、 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实十六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轮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注：《明世宗实录》卷4，)世宗得张璁疏，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注：《明史》卷196，《张璁传》)
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注《明史·杨一清传》)。《国史传》评论张璁议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张璁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勇于改革
张璁50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在明代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明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机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正德九年(1514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史·本传》称张璁：“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 明万历本作《国史传》赞张璁：“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中称：“张孚敬(张璁)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例如明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王鳌《制科议》，《明臣奏议》卷10)而正德时期的国子监祭酒陆深也说：“兴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举天下之人才皆误于科举”。(注：陆深《国学第对》，《明经世文编》卷155)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玉堂丛语》卷4《献替》)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焦竑又赞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衣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玉堂丛语》卷6《事例》)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注：《万历起居注》)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反腐倡廉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嘉靖六年(1527)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明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嘉靖九年(1530)，他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衣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TUO，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暮年岁月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得疾，张璁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要饵。(“以疾乞归，上累谕固留，为之亲制要饵。”《国史传》)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者一天多(“病又举发，昏晕不省人事者逾日”《再乞休致》)，因病请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上不得已乃许致仕。”《嘉靖以来首辅传》卷2。)。
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遣锦衣千户刘昂视疾，赍手诏趣其还朝。至处州，疾作不果至。诏强起之，至金华，疾又作，乃止。”《国史传》)张璁于嘉靖十八年二月，病殁于温州，卒年65岁。世宗尚追悼不已，(“帝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明史·张璁传》)。“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国史传》)
主要成就
政治
整顿吏治
地方官为贿赂京官，搜刮民财，以至篓挞诛求，民穷无法生活，那有不为盗的。张璁认为，治国之道，以爱民为先，愿治之君，必严于赃禁。贪墨成风，其根源在于内阁。内阁是政本所在，即最高统治机构的核心。内阁贪赃，则部院和地方就肆无忌惮，无所不贪了。
张璁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如调整内阁翰林，加强科道官员对官吏的监督。在他掌都察院时，严监察制度，重法司之权。他先后两次罢黜、更替了不称职的御史和巡按御史25人，并申明宪纲规定：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各道监察御吏、吏典，但有不法等事，许互相纠举;监察御吏巡历所至，不许地方官出郭迎接;巡按不许带人马随行，凡设彩铺毡无名供馈之属一切不用等等。
清理勋戚庄田，罢撤镇守太监，严革贪赃枉法，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以及整顿军队团营等，均是其改革措施的荦荦之者。但是政治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改革者不免招来许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非议。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张璁的权威影响增大，而嘉靖皇帝在经过大礼仪斗争的洗礼和年龄的增长，皇权意识提高，对张璁也不无猜疑，怕他专擅而有损皇帝的独揽朝纲，几次都因为慧星出现，嘉靖皇帝怀疑大臣擅政，于是恩威兼施，或挥之即去，或招之又来，嘉靖皇帝的喜怒无常，加之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而张璁的所作所为一直被既得利益集团视为政敌。如当时的南京御史冯恩，上疏请斩张璁等三间。那时哈雷彗星当天，冯恩比张璁是根本之彗，汪宏是腹心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并说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衣弥灾，不可得已。嘉靖皇帝见疏大怒说：冯恩非专指张璁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死有余罪。”(《明史·冯恩传》)那时诋毁张璁的人，实在不少，这对张璁的改革必然带来很大阻力。致使张璁宦海浮沉，命途多舛，在入阁辅政的七年间四起四落，大大影响了张璁改革的积极新，其遭际在明代阁臣中也是少见的。
改革宦权
明代全国各省和重要城镇派出镇守太监，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全国统治网络。宦官专权乱政也是明代的一大祸患。他们依仗皇帝，结党营私，大肆搜刮，陷害大臣，草菅人命，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国几倾覆。武宗间，宦官刘瑾专权，势焰天下。镇守太监不仅职掌军事、行政、监察、司法等大权，而且以报效朝廷为名，巧立“进奉”、“孝顺”等名目，残酷盘剥人民。武宗时各地都有定额“进奉”的银数。世宗虽知其弊，但惜其“进奉”而不决。张璁便一再向明世宗陈述镇守的流毒，极力主张革除镇守太监之制，为了确保革除事宜的顺利推进，张璁与世宗单独面议，或用密疏进言，使与镇守中官有密切联系的内廷宦官不能从中作梗。世宗在单独召见张璁之后，仍然犹豫不决，张璁又上密疏，催促世宗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革除。其疏言：“伏蒙皇上独召臣于平台面议，所以臣密切勤恳，实出血诚。已荷垂允，未见实行。今因密谕下问，敢再冒昧上陈，伏乞圣明断然为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顿除,四海生民从此乐业矣。(《议南京守备催革各处镇守》，《明经世文编》卷178。)”
从革除的过程来看，张璁采取了不事声张和渐进的革除方式。嘉靖十年(1531年)闰六月，大规模的革除活动全面展开，浙江、两广、福建、独石、永宁、万全、等处的镇守中官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明世宗实录》卷127)。这与当时大规模裁革冗官是同步进行的。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肆”亦被裁革(《明世宗实录》卷129)。这次集中裁革的主要是分布于内地的镇守内官。把边镇镇守中官放在了最后革除。张璁对镇守中官的革除真正清除了长期以来镇守太监乱政害民之弊，使被镇守中官扰乱的地方政治趋于有序。史称在明朝，只有嘉靖期间没有出现过太监弄权把持朝政的局面。
范守已认为张璁此举乃“千百年颂功为不穷(《宪章外史续编》卷2)”;何良俊认为张璁勇于担当革除镇守中官的重任，是其他得君最专者所不能比拟的，言：张璁“取回各省镇守太监，他人虽得君最专者，亦不肯如此担当”(《四友斋丛说》卷8);蒋光彦在万历末年也说：张璁“归而后公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无貂珰之扰，默受公赐而晏如，不知今寓内始人人扼腕而思公矣(《光绪永嘉县志》卷26)”。
明朝人李乐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言：
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SE，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见闻杂记》卷11)
文化
张璁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留给后世一份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弘扬文章。作为布衣出身的宰相，在温州民间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在瑶溪创办书院，去过茶山、仙岩、江心屿等地，对这里的人民与土地有着特殊的感请，并留下许多赞美诗篇。
在张璁笔下有罗峰书院的风景：“卧龙潭下书院成，白鹿洞主惭齐名。松菊已变荒芜径，壑更添吾？
伊声。”(《罗峰书院成》)有茶山的秀美风光：“我有山东一亩宅，还忆山西五美园。落日放舟循桔浦，轻霞入路是桃源。”(《游五美园》)有仙岩的奇美美景：“落日在招提，山深藏古洞。水落正石出，穿岩入其空。绝壁合衣倾，观天如望?。飞流泻中潭，山根似浮动。”(《仙岩洞》)有江心寺的江浪景SE：“烟波渺天际，孤屿天悠悠。浩荡疑非世，登临况属秋。霞标双塔迥，浪挟众山浮。露白蒹葭老，凌风生我愁。”(《江心寺》)
张璁曾描写温州瑶溪的山居生活：“自汲龙潭水，长烹雁荡茶。客来无一物，篱豆始开花。”“自分布衣久，为园种木棉，山妻听蟋蟀，抒袖夜无眠。”(《山居二首》)在他的诗里，使我们体会到诗人寄请山水草木，机请抒怀的美感：“寒枝自许风霜傲，细蕊惟堪晚节香。”(《观菊》)“碧桃红杏不须猜，雨露无私次第栽。玉蕊芙蓉带甘菊，也应无日不花开。”(《种花》)“两山夹深谷，溪流到处闻。登高息川上，尊酒此乐群。”(《川上吟》)
在张璁的诗词里偷露出诗人强烈的政治抱负与深沉的忧国忧民请感。当他在“大礼议”初期受阻时，发出长叹：“独怜知已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赴南京留别诸友》)在创办书院时寄托请怀：“苍生有望山中相，白首愿观天下平。青衿登进乐相与，日听沧浪歌水清。”(《罗峰书院成》)“信是此行天下独，只因日月卧云根。”(《游五美园》)张璁毕生好学，撰著颇多，存世的有《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杜律训解》六卷等著作。嘉靖十六年，他还独力编纂《温州府志》。从这些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张璁的生平、新请、学问和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