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之久。在这14年间，日军的侵略除了给中国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外，在文化、社会风俗等“看不见”的领域也带来了影响。语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鬼子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请况下，汉间们会无障碍地听懂太君们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这样跟中国人交流的吗?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做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汉语和日语发音相差较大，互通新极低。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其间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不很长，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国人学日语不好办，让日本人学汉语是否可行呢?NO!当时的侵华日军相当自大，觉得中国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的日本军人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双方都不谙对方语言的请况下，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选择，此即所谓的协和语。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经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协和语。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新，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
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