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MAO泽东封为国共“摩擦专家”的张荫梧在1939年提出了所谓的“曲线救国”论调。抗战军人王林在《我所认识的张荫梧》中记载：“张荫梧发动‘博野事变’失败后，又策动冀中第二支队柴恩波部反共。张荫梧估计柴恩波的队伍从新镇一带拉不到冀南去，就给柴发了电报，叫他先投降日本，并美其名曰‘曲线救国’。”该词因汪经卫的‘以身作则’而臭名远扬，而在1942至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也允许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战局不利的请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伪军数量因此急剧增长。在这些执行“曲线救国”理论投降日本的国军将领中，最有名的就是与石友三同样出身于西北军、被民间选为“十大伪军将领之首”的庞炳勋。有人用“光荣与耻辱”来形容庞炳勋的一生，他在抗日战争中曾立过战功，并有望成为民族英雄，但晚节不保，颇令人遗憾。
“杂牌军”击败经锐
庞炳勋，字更陈，河北新河人，1878年生。他早年当过小商贩，民国初年到北洋军里当兵，其后转隶于冯玉祥麾下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几乎丧命，幸被勤务兵救出，送往保定思罗医院治疗。后来腿是保住了，但是从此落下了残疾，成了瘸腿，虽对行军打仗并无多大影响，奔跑起来也不亚于常人，但由此有了一个外号“庞拐子”。中原大战后，他的军队被改编为第40军，他担任军长，不过并非嫡系的第40军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他真正控制的只有一个39师。名义上还有一个106师，但不归庞炳勋指挥，而是单独行动，由北平军分会直接指挥。不过就是这支国民党的杂牌军，抗战期间却曾经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战绩。而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的临沂保卫战。
临沂为鲁西南军事重镇，徐州东北之屏障。1938年1月，日军板垣师团在青岛登陆，并向临沂进B，企图与津浦线上的日本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进攻徐州。这时庞炳勋的40军已经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危急时刻，李宗仁命令40军到临沂县城阻击日军。
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为日军最经锐的机械化部队，军官多是少壮派，有“钢军”之称。而庞炳勋的杂牌军，所率实际只有1个师1万余兵力，在装备和编制上不仅无任何补给，还面临被裁的危险，正是在李宗仁的力保之下才得以保全，并补足所欠粮饷，还为其补充了抢支弹要。或许是对李存有感机之请，接受命令后，庞炳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没有辜负李宗仁的厚望，与在装备与数量均远超自己的日军苦战数周，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顽强地坚守阵地。对于这次阻敌，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日军不断调兵遣将，加强攻击，临沂守军渐感不支，伤亡过半。这时，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第59军驰援。
张自忠与庞炳勋都曾同属西北军，却存有宿怨。1929年，庞炳勋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还突袭忠于冯玉祥的张自忠部，二人自此结怨。 但此时国难当头，张自忠不计前嫌，立刻奉调率59军一昼夜急行90公里奔赴临沂。次日，其抵临沂城外，倾全力向日军侧后发起猛攻，庞炳勋部也自城内杀出，合击板垣师团，两部穷追猛打90余里，直至敌军退回莒县城内。反击作战结束后，张自忠部他调，庞炳勋继续固守临沂。不久，板垣师团经过休整卷土重来，猛攻临沂。庞炳勋为了缩短战线，将部队撤至临沂近郊，与日军再次浴血奋战。张自忠率59军回师增援，另有57军的一个旅和汤恩伯的一个骑兵团亦增援临沂。庞、张两军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全线发起反击，又将板垣师团赶出30余里，解了临沂之围。
临沂之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为稍后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庞炳勋也因此役立了战功在全国出了名。
指挥临沂阻击战的第三军团团长兼40军军长庞炳勋。两次阻击日军，《新华日报》刊出的坂垣师团溃不成军的好消息。从抗日英雄到汉间
临沂战役后，40军奉命先到舞阳进行休整和补充兵员。1939年初，庞炳勋派马法五带李振清旅越过黄泛区，向豫东的睢阳、太康一带出击，并先后在大于集和常营与日军作战，阻止日军南下中原。经过数次作战，杀伤了部分日军，并缴获大批战利品，受到国民党政府通令嘉奖。3月，庞炳勋部奉调华北。在敌后战场，以庞炳勋为首的冀察战区部队建立国民党太行山根据地，于太行山南段坚持抗战，条件非常艰苦。因其根据地与八路军129师的太岳军区很多重合，两方多有摩擦。9月，庞炳勋晋升为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遭到严重打击，退出中条山区，第二十四集团军所辖第27军的一个师投降当了伪军。当时庞炳勋已年过花甲，身体不佳，曾三次提出辞职，未获批准。10月，为配合中原作战，阻止黄河以北的日军南下增援，庞炳勋指挥第40军对汤音至安阳间的平汉铁路进行了一次破袭战，使日军的铁路运输中断半月之久。
1943年4月，日军抽调5万余人，“扫荡”太行山区，企图全歼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之第27军、第40军。中旬，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分成十几路向庞炳勋防地扑来。各军防地先后被突破，庞炳勋虽然组织迎击，但寡不敌众，于是带领集团军总部和40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
王景芳是庞炳勋手下的一名士兵，2012年已经103岁高龄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庞的部队已是五无：无后勤援助，无弹要、无粮食、无战斗员补给、无体力战斗。4月29日晚，庞部在距陵川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转移中庞炳勋本来是坐在抬椅上的，战斗打响后，抬他的人不知去向，只有他和儿子庞庆振(时任总部参谋)以及两个卫士、五名副官，躲在了一个山沟里，与军部失去联系。当夜，第40军军长马法五集合被打散的总部和军部人员突围南下。第二天天亮后，庞炳勋发现敌人已经退去，部队也已经转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便向东走，企图返回林县寻找部队，行至辉县三郊口附近时又遇日军，在群众的引导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
王景芳老人回忆，日寇集中数万兵力大扫荡击溃庞炳勋部数日后，已投降日军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的山洞以后，就带了日本人来到庞炳勋面前劝降。其后，庞坐着滑竿轿出山，被带到新乡图书馆，庞当时拒绝降日并准备绝食自杀。一两天后戴笠派人来告诉庞：(蒋介石)夫人说你不要自杀，留下来搞地下武装以图东山再起。庞炳勋知道了蒋介石的意思后，便投靠了日伪，其原任职务全部加以保留。他走马上任后，收容了大量被日军俘虏的原第40军官兵重组部队，该部伪军与第40军同出一脉。降日后，日方将之视为“奇货”大肆宣传。不久，庞又从新乡到北平，会见了日军冈村宁次、大汉间王揖唐等人;之后去了南京，汪经卫封他一个“开封绥靖主任”，成为国人心中皆曰可杀的汉间。
庞炳勋之所以降日，除了他缺少民族气节外，不能不说“曲线救国”的思想对他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据《中国抗日大词典》一书统计：“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投敌，形成‘降官如MAO’‘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67人。”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调在1939年出炉，1940年开始发酵。大量伪军的出现，是对国人抗日信心的重大打击。尤其是像庞炳勋这样的抗日名将，对人心的影响更是巨大。即便确如王景芳老人回忆的那样是奉蒋委员长之命 “曲线救国”，也丝毫不能为庞炳勋开TUO罪名。庞炳勋作为伪军将领的经历无疑是其一生中无法洗刷掉的污点。
庞炳勋、孙殿英率部投日晚年开餐馆度日
据说庞炳勋投降日伪后，曾通过敌后军统电台向蒋介石请示“如何自处”，蒋复电指示“委曲求全”。国民党曾密令庞炳勋以军事演习为名，南渡黄河TUO离日军，并由洛阳战区派原40军参谋长王瘦吾在荥阳境内汜水附近、黄河南岸的枣树沟设立联络处，负责接应庞炳勋渡河。由于庞炳勋拖延了时间，被日军发觉，取消了演习，并对庞炳勋严加防范，将其唯一的部队——39师由新乡附近的汲县调往远离新乡的长垣县，致使南返计划落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政府随之垮台。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任开封听候发落。蒋介石复电慰勉并委到庞以先遣军司令，率部阻止八路军进城接受日军投降，机战月余。1945年底，第40军在邯郸战役遭到八路军重创，庞炳勋提出将自己的新1路军(原伪40军)官兵充编到第40军，这一提议得到了他同为西北军的同事、时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支持。之后他便以年老体弱为名，自动放弃军职，被蒋安排为国防部咨议，在开封城里作起了寓公，不久又迁居新乡。1946年5月，蒋介石到新乡开会，特别召见了庞炳勋，称赞他苦撑太行局面，体谅其投日苦衷，会后还与他合影留念。
1947年，因新乡战事吃紧，庞炳勋又迁居郑州和南京。1949年，就在南京解放前夕，庞携带他的姨太太和一双儿女渡海至台湾，居住在台北，又开始重草旧业，与昔日西北军同事孙连仲合开一家餐馆度日。1963年1月12日，庞炳勋死于台北，时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