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任清大学校长期间，作风严谨，从不破规矩，就拿开会来说，从来都是提前到会，没有迟到的时候，可有两次，他却差点迟到了。
1941年7月的一天，梅贻琦正在成都公干，这时，西南联大突然来电，政府要在联大召开一个教育会议，请示他某日某时可否开会。梅贻琦立即批准，并表示自己择日返回昆明，按时参加会议。
可没想到，成都公干出了点意外，耽误了时间。梅贻琦惦记着学校开会的事，想早点办完事返回昆明。正巧，这时一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来拜访他，得知他要回昆明后，便亲自为他联系了飞机票。梅贻琦非常感机，心也放下了，并于当天电告联大，他将坐飞机返回昆明。
西南联大的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可不想，梅贻琦并没有按照当初电告的时间返回，到了开会的头一天晚上还没有回来。学校可急坏了，并已经按照他不参加会议准备了。可就在开会前20分钟，梅贻琦回来了，只见他灰头土脸，一身疲备的样子，进了会场便和教育部的人道歉，然后就这身装束上了会场。
后来，与会人员才知道，本来梅贻琦定的是机票，可就在他要走的前三天，突然有一个乘邮政车的机会，他考虑时间足够，如果乘邮政车，能给国家省下好几百块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退掉了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可不想，车在半路上坏了，他又要赶会，只好连日连夜转车，搞得十分狼狈，幸好，会是赶上了，就是形象差了点。
1939年以后，受日寇侵略影响，昆明的物资极度匮乏，联大的师生只能简单地维持生活。一天，有一批学生要毕业了，他们邀请梅贻琦给他们讲最后一课。梅贻琦非常高兴学生们如此信任，就和教务定好了上课时间。
这一日，该是上课的时间，同学们都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教室，可临近上课了，梅贻琦还没来，同学们开始有烧动议论。就在这时，教室门开了，梅贻琦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然后走上讲台，盯着同学们，站在那里大口喘气。
一位女生上前递给了他一杯水，问他去哪了。梅贻琦笑了，对大家说：“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梅贻琦笑着说。
一席话说完，他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可学生们好多都默默地擦起了眼泪。原来，大家都知道，梅贻琦非常廉洁，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就破了以前的规矩，把校长能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米面供应、冬天免费拉两吨煤等补助全都撤消了。可这样一来，他一家的日子就过得很紧巴了。没办法，他的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卖以补家用。而梅贻琦经常在下班时，去接他的妻子，然后把摊车推回家，有时空闲还要帮着妻子卖。
梅贻琦两次迟会，背后都有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他人格的反映，更是他对业界所展示出的那颗一心为公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