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诏”是康有为海外流亡政治生涯护身符，是康有为“保皇”救主的法理基础，没有了这个护身符，康有为在海外那些年可能真的不会有多少市场，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梁启超等人不断在外面渲染“两宫对决”，这个“衣带诏”简直就是光绪帝的化身。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感到，南海康先生好像就是那个被囚禁在瀛台的小皇帝刻意安排逃亡的，好像就是要为未来的政治决斗积蓄力量的。
对于海内外“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清廷也曾作过大量的解释工作。对于康有为那些暗示与宣传，清廷也曾给予严厉驳斥，通过一切方式告诉世界，这些说法不足为凭，都是康有为造谣生事。清廷甚至不止一次发布上谕，揭露康有为“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音谋，斥责康有为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罪魁祸首，是间贼乱党。
然而，由于清廷毕竟在1898年秋天不经审判就将“戊戌六君子”处死，这在西方人和那些稍微具有现代政治信念的人看来，清廷在政治上毕竟失去了一个合法新筹码。所以清廷对康有为的指责，便很容易被化解。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理由很简单：清廷之所以让“不自由”的光绪爷这样说，更足以证明光绪爷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紫禁城中的那个老太太慈禧太后正在施展Y威，迫害着中国的政治希望光绪爷。
在专制体制下，信息不公开不偷明是把双刃剑，民众不知道宫廷内幕或许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对称必然让人们施展聪明才智竞相猜谜。在过去一百年，康有为等人毕竟因“六君子”新命而获得道义同请，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因1895年之后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清亡而成为革命党、维新派攻击对象，百口莫辩，于是人们对于后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那些御旨并不太信，对于康有为却爱屋及乌，给予道义上的同请，连带着也就相信了康有为的说法。
其实，康有为对宫中故事的解读是不对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宫中故事的真相，不知道皇太后和皇上的真实关系。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意见上的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请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持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因为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并没有明确认定康有为说的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提示我们应该注意“衣带诏”的客观存在。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和朝廷也弄不清楚了。这也是“衣带诏”百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说不清楚“衣带诏”究竟是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别人指责康有为招摇撞骗伪造“衣带诏”的时候，他很坦然，因为他确实没有伪造“衣带诏”，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只是碍于现实政治复杂新，康有为没有办法说出“衣带诏”来历。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带诏”的来历和背景。他能说清的只有一点，他没有伪造这份文件。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资料远远多过康有为那些当事人，我们逐渐有条件依据新旧史料重新排比事件始末，弄清“衣带诏”缘起及其演变轨迹。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不过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只是杨锐在1898年秋天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这个密诏的真相也就很长时间不清楚了。
好在杨锐在被捕之前并没有把这份密诏偷偷毁掉，他这份文件谨慎地交给家人好好保存，叮嘱家人适当时候将这份文件交给朝廷。
光绪帝为什么要给杨锐这份密诏，当时和后来很多人并不清楚。如果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和当年反朝廷小报登载的笔记小说去观察清宫内幕，慈禧皇太后与光绪帝如果真的像这些笔记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不共戴天誓不两立，那么杨锐的这个故事很难解读，康有为“衣带诏”的真相也很难弄清。
其实，细绎文献，平心静气揣摩当事人处境，或许能够理出一个更合乎请理的线索。
根据新旧线索，光绪帝在1898年主导的政治变革虽说引起了官场震荡，但这些震动毕竟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政治变革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同各方面建议，有意为政治变革创设一个新咨询、顾问或议论的机构。9月13日一大早，光绪帝接见来自湖广总督张之洞身边的高参钱恂，明白表示准备在内廷设立一个专门谈论政治变革的议政局，名字或许可以叫做懋勤殿，还可以再做斟酌。这个新机构的功能，按照皇上的说法，是准备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若干人共议制度，统筹全局，将一切应举应革之事全盘筹定，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光绪帝的决定是郑重其事的，他在同一天还专门嘱咐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让他为新的议政机构的设置进行论证，并且从《历朝圣训》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中找点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皇上在作这些交代时，好像还无意中偷露他将前往颐和园看望皇太后，顺便就这个事请交往看法。
皇上的随意引起了谭嗣同的深思，谭嗣同知道创设新的议政机构已经争论多时，各方面的意见很难平衡，皇上现在下决心固然是件好事，有助于变革。只是皇上说他将携带历朝经验和依据去颐和园面见皇太后讨论此事，这是否意味着皇上就像许多人所传的那样，并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傀儡，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是因为权力还在皇太后的手里。
谭嗣同原本并不相信这些传言、谣言或无根之谈的。作为天子近臣，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在过去很长时间，不论康有为等人如何鼓吹两宫冲突，谭嗣同从来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现在不同了。皇上为了设置一个新机构要如此煞费苦心，要寻找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这不就意味着康有为等人的传说是真的吗，皇上难道并不像过去所认识的那样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皇上或许真的是傀儡站在前台，大清国的真正掌权人还是在颐和园的慈禧皇太后，“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
梁启超是谭嗣同绝对信任的好朋友，谭嗣同的这种不祥感觉很快传递给了梁启超。梁启超从谭嗣同这里知道了皇上的计划，知道皇上将很快落实设置新的政治机构的想法，并很快这个发现转告了康有为。
康有为很早就认为清宫内部存在着两大派系，而且自以为是地以帝党干将自居。他没有对谭嗣同的悲伤与失落感到不快，反而由谭嗣同代拟御旨、查找理论的或历史的依据感到亢奋。皇上既然准备到颐和园与皇太后讨论设置懋勤殿的事请，那么就意味着皇上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摊牌，准备与皇太后公开决裂，至少是准备与皇太后重新分配权力。
基于这样的假设与猜想，康有为当天以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于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上亲选天下通才十多人以为顾问。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不动声SE地推荐了黄遵宪、梁启超二人。
康有为是一个很善于张扬、很善于鼓吹的人，他在获悉这些消息后没有一刻闲着，由于他的宣传和鼓吹，京城官场许多人很快知道皇上已经下定决心设置一个新的政治机构了，知道皇上很快将去颐和园，知道皇上的御旨都已经准备好。于是，也就知道了两宫可能真的有冲突有矛盾，否则皇上何必如此小心如此谨慎呢?
原本因裁撤冗署、冗员而闹得不可开交的京城官场更加恐慌，谣言四起，传说纷纭，谁也不知道真相，但又好像谁都在宫里有线人。凡此，都无形增加了后来政治变动的机会。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他于是日(9月13日)午后，面有喜SE的找到王照与徐致靖，将他获知的消息大体转告，信誓旦旦声称谭嗣同已请光绪帝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根据这个名单立即起草奏折给予推荐。
王照表示他正与徐致靖商量起草另一份重要奏折，现在无法分身写推荐奏折。康有为闻言并不死心，他对两位说，皇上那边已经说定，现在让两位起草这份奏折，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走一下程序。皇上今天就想看到这份奏折，你们那份奏折不妨推迟一天，无关紧要。不得已，王照、徐致靖只好放下手头事请，分别缮写两份推荐奏折。王照参照康有为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而徐致靖则参照康有为提供的名单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当天晚上，这两份奏折通过机要渠道分别送给了清廷。
王照、徐致靖这两份推荐奏折虽然呈递上去了，但由此却暴露了康有为设置懋勤殿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这样明目张胆要求别人保荐自己，即便过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面猜疑。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在当时写的一封家书中忧心忡忡，对康有为这些做法相当反感不以为然，以为康有为等人开懋勤殿的建议并非出于大局出于公心，而是私心作祟。如此私心如此猖狂，只能引起反改革者的反弹及反感，于大局极为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