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塑像和傅山题联
车轮做窗 舟中诫子
我们一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古代官员，居住的都是花园别墅、楼阁亭台，这只是影视剧的编排而已。其实，古代官员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大多奉行的是当官爱民，勤俭持家的人生准则。我们从诸葛亮的《诫子书》、朱伯庐《治家格言》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人生观。
薛瑄忠厚传家，庭训严格。他任监察御史后，负责监察国家最大的造币基地——湖广银场，却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买房子，薛瑄只好买了两间小房子，连个窗户也没有，音暗潮湿，不能读书写字。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动手吧，这肯定不会有下属帮忙的。薛瑄只好令儿子薛淳在墙上凿出一个圆洞，然后找了一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卸下车轮，安装在凿开的洞上，再糊上麻纸，这样才有了窗户。
修完窗户后，薛瑄禁不住自嘲道：“以御史这样显要的官职，却只能买两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这要让那些达官贵人看到，必定斜目而视、掩口耻笑而走。我是如此无能啊!”
薛瑄进入明朝内阁后，参与机务，身居要职，成为国家政治核心的高官。当于谦受到间贼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明朝皇帝朱祁镇诏令凌迟处死于谦时，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唯有薛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为于谦辩护。可是，朱祁镇昏庸残暴，不接受薛瑄的奏折。薛瑄为了捍卫真理，主持正义，毅然舍弃了高官厚禄，愤而辞职。
薛瑄辞职后，两袖清风，行囊简陋，竟然雇不起一等船回家，全家人只好租赁一只简陋的小船。正是秋风萧瑟，秋雨纷纷，大水滔滔，小船漏雨，无法行走。全家人忍饥挨饿，一天没有吃饭。薛瑄手捧书卷，朗朗有声。薛瑄的儿子看着凄风苦雨，埋怨父亲道：“别人当官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你当内阁大臣说不干就不干了，还得全家跟上你离京回乡，颠簸受累。”
薛瑄听后很生气，教育儿子道：“做官就要廉洁自律，主持正义，为民做主。我虽然穷困，但是我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薛瑄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政声显著，享誉民间。他作诗《述怀》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恩。”薛瑄以诗明志，甘守清白，忠于国家，立志使天下得到尧舜那样的清明治理，人民享受阳光雨露般的恩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流传很多，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理学大师 首倡实学
薛瑄是明代理学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中国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至汉代的董仲舒，隋唐的王通、韩愈，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发扬光大。到了明代，薛瑄的理学思想继往开来，继承并弘扬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观点，不同意朱熹的气先的唯心主义思想。
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笃实践履：“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复李原德书》)意思是认识了事物之理，必须一一实践实行，才可谓说认识，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
他十分注重实践知识，笃实践履，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读书录》卷二)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新。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更好地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做官：“后之学者读圣贤之书，但资以为词意之用、利禄之阶，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读书录》卷七)复新学说是薛瑄的理学思想的经华，他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读书录》卷四)他每天用仁义理智，即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检视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
万荣县里望乡平原遗存有明代建筑薛瑄家庙，正殿上方悬挂明末吏部尚书曹于汴书写的“真在堂”牌匾，寓示薛瑄思想求真求实。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题联：“果知复新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意思是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新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员、状元，也不算读书人。
河东学派 名标青史
薛瑄的故乡万荣、河津一带，文脉兴盛，代代传承。历史上有卜子夏、王通在河汾设教，为春秋时代和隋唐之际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于元末之际在家乡设教，父亲于明初中举后在河北、河南担任教谕官。薛瑄当官后，曾经在山东担任提学佥事，负责全省的教育，先后两次在故乡办学，创立河东书院，一生有将近二十年从事教育事业。
薛瑄在山东时，号召学生遵从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修身律己。同时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和潜力。有个秀才家庭贫困，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衣退学回家。薛瑄感到十分可惜，亲自找到他，问道：“春秋祭祀孔子之时做何事。”生员道：“击磬。”薛瑄道：“磬在八音中最难区别，善于击磬说明有才学，是有用之才啊。”薛瑄不让他退学，继续保留他的学籍。后来这个生员果然金榜题名。
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薛瑄在故乡办学时，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学子前来求学，络绎不绝。这些学生来自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南京、广西等地，河津县的旅馆都住不下了。薛瑄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导“躬行之实”，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笃实践履。
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明史，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李贤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进入孔庙从祀。
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程嗣章《明儒讲学考》认为，在明代用讲学方式来传播理学思想的，最早发端于曹端、薛瑄等人。明史研究专家孟森道：“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等人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有着开创新作用。
中国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说，北方为薛瑄，南方为王阳明。《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明代的思想流派，不是属于薛瑄的河东学派，就是出自王阳明的姚江学派。可见，当时薛瑄在明代的学术地位之高。
从祀孔庙 百世敬仰
薛瑄在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朝廷官员的推崇。他去世后，许多人自发地传播他的思想，并不断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进入孔庙。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隆庆年间，就有数十道奏章恳求让薛瑄从祀孔庙。张九功说：“其笃志好学，于道有见，贵真知实践之意，黜矫伪浮靡之病。”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赞薛瑄说：“公之学践履笃实，以圣贤为师，辞受取与，必揆诸义。”可见，士大夫对薛瑄评价之高。
从祀孔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多少宰相、文人、思想家，都与孔庙无缘。因此说要求特别高，必须是思想大家，为国家做出突出功业，在言行上没有瑕疵。并且，一个人去世后不可能马上从祀孔庙，必须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孔庙。当一个人要从祀孔庙的时候，有人赞成，就会有人反对，于是就把他的生活、言行放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评价，只有经过士大夫阶层、朝廷审议后，品行上没有瑕疵、做官没有污点才能入选。
明代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致祭道：“兹者廷臣议奏，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笃志圣贤，潜心理义。嘉言善行，模范后人。理宜从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儒之后，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鉴歆。谨告。”从此薛瑄进入孔庙，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推荐从祀孔庙的人有薛瑄、陈献章、王阳明、陈献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直到13年之后，其他3人才从祀孔庙。因此说，薛瑄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由此可见，薛瑄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要高于王阳明。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90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人立德、立言、立业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荣誉。山西自古以来享受从祀孔庙殊荣的只有王通、司马光、薛瑄3人。整个广东省，自古以来从祀孔庙的只有陈献章一人。继北宋司马光之后，至清朝末年将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从祀孔庙。
明代吏部尚书乔宇评价薛瑄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有孔子，七十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有周、程、张、朱四子，周、程、张、朱之后，有明三百年，能继往开来，讲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轩先生。”(《薛瑄全集·薛文清公行实录序》)意思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尧舜禹等人之后，孔子和七十余弟子继之，之后是孟子，至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薛瑄在明代继往开来，传承并发展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代理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