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医务人员在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前竖起拇指为自己和同伴加油鼓劲。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防疫抗疫】
在众多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学作品中，由刘诗伟、蔡家园共同创作的《生命之证》（《中国作家》杂志纪实版2020年第10期），不仅客观记录了2020年寒春之际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过程，也表现了作者对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种种关系的深入思考。
真实性是这部报告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生命之证》的素材来源于两位作者亲临一线采写而来。作品从科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唤醒了真实性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呈现疫情来临时的社会心理。这种基于科学观察与分析的视角，构成《生命之证》对于疫情分析的基石。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种种社会心理状态，两位作者深刻地认识到，是由于“缺乏医学、流行病学、人类学、经济学、相关历史知识与社会管理学等方面的思想资源，无法与疫情现实对话”。随着对疫情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两位作者对整个抗疫行动进行了清晰的描述。
秉承科学观察与科学分析的理念，《生命之证》表现了全社会对疫情的认识逐步加深的历史过程，同时也表现了抗击疫情的措施、方式日渐步入合理和科学的历史过程。对病毒的认知和对疫情的防控，受到认知能力、检测能力、上报路径、研判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它其实体现了人类社会面对自然时的一个正常反应。从这一点来看，抗疫文学不再是简单的灾难文学，其实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有些描写疫情的作品，一味地强调一些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现象，却忽视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科学认知限制。在认识出现偏差情况下，一些抗疫文学就会把目光聚焦在“灾难”的宣泄和叙述上。这样来处理疫情叙事，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生命之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回归科学理性，对疫情作出科学评判和叙述。
全景式也是《生命之证》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作品对疫情至今的整个过程展开了详细描述，让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在人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与病毒做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情境。家庭、社区、医院、政府机构等社会组织单元，都充分调动起来了。为了浓墨重彩地描述抗击疫情的社会画卷，《生命之证》将笔触对准抗击疫情的各类人物群像：有在一线奋战的武汉医务人员，有逆向而行的医疗队员，有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患者等。作品对各类抗击疫情的人物采访，细致呈现了抗疫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描绘了武汉战疫的全景图像。
全景式反映社会生活本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传统，尤其在反映社会生活真实面貌和社会本质上，有着特别的价值。但是，自从当代文学“向内转”和追求“纯文学”之后，全景式反映社会生活的传统被放逐。而叙事形式、个体精神、内心世界、欲望、身体等成为文学叙事关注的重点。全景式叙事被放逐之后，当代文学也丧失了反映社会真相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功能。所幸新世纪以来，一些小说家在表现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尤其是精准扶贫上，开始恢复了全景式叙事的基本功能。《生命之证》采取全景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为展现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画卷，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生命共同体的建构是《生命之证》最终旨归。这是一部反映生态危机的报告文学。正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衡，原本生存于自然界的冠状病毒得以以人为宿主，并具备强大的传播能力。《生命之证》描写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对新冠病毒造成的生命危机，包括因此而造成的医疗挤兑状况，有着比较充分的叙述与描写。当然，《生命之证》描写种种危机的目的蕴含着深刻的反思：要给自然以必要的道德关怀，否则，人类就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生命共同体理论也是人民中心论的重要体现。书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措施，也是《生命之证》的重要内容。作品从多个角度描写了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指导下，全国一盘棋星夜奔赴武汉的情景：军队火速支援武汉，全国各地迅速组织医疗队，驰援武汉，一线医生护士舍生忘死，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废寝忘食。
《生命之证》还书写了全球性共同抗疫情况。疫情出现以来，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第一时间为武汉人民捐赠防护物资。而在武汉疫情控制住后，武汉也指导国外疫情依然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正确抗击疫情。对于疫情的理解和防护措施的理解上，有文化的差异性。但是，生命至上的理念，已经超越了国家、种族、制度和文化的区隔，把世界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生命之证》对于国际友人的访谈，充分表明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之中，建立起了生命共同体。
疫情发生后，基于疫情的叙述，作家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于生命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生命之证》对于抗疫叙述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再次回归到有力地阐释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作者：周新民，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