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内的碟形湖，近年来冬季枯水期提前、时段延长。
“为鄱阳湖发声！征集10000人，呼吁叫停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2016年12月初，环保基金会“让候鸟飞”在网上发起联署行动，迅速得到数家环保组织的响应，两天之内就征集到了上千人的签名支持。
此外，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官方网站、九三学社中央官方网站等分别发文，质疑鄱阳湖枢纽工程，呼吁江西省彻底放弃建闸蓄水的方案。
“联署”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2016年11月23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的启动。当日起，江西省水利厅发布公告，拟在鄱阳湖入江水道、屏峰山与长岭山之间建设一座水利枢纽，为开放式全闸工程。计划总投资约130亿元。
一时间，质疑声、辩论声此起彼伏，让鄱阳湖工程这个消停了许久的争议又进入公众视野。
反对者们称：建闸可能导致越冬候鸟找不到食物；阻断长江江豚自由出入；让长江生态进一步恶化，影响大半个中国的水安全，等等。
有人甚至公开怀疑建闸是为了将来装机发电、为大规模的违法采沙提供交通便利。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应该基于客观事实，提出具ti的解决方案，不要空喊口号。” 2016年12月12日，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鄱建办”)主任朱来友说，围绕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的论辩、博弈和修改已经持续多年。
枯水期更“枯”了
2016年12月15日，鄱阳湖正在枯水期内。湖面雾蒙蒙的，湖滩罗露着，一些越冬候鸟停在周边农民的藕田里寻找食物。水位下降时，一些来不及逃跑的鱼儿被渔民“斩秋湖”，个头不大，堆在岸边。
鄱阳湖是典型的季节新湖泊，“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每当夏天丰水季节时，湖水漫滩，茫茫一片，湖区洪水泛滥、水涝频繁。秋冬枯水季节时，湖滩显露，湖面变小，蜿蜒一线，被人们称为“鄱阳沟”、“鄱阳河”。水位变化大，人畜感染机会多，血吸虫病流行。
因此，“全面控制”鄱阳湖的想法，早已酝酿多年。
翻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就已经在百年前的规划里。不过，孙中山的想法主要是在湖口建闸，蓄起水来把鄱阳湖搞成大运河，打通一条水上交通干线。
1983年第一次鄱阳湖科考之后，江西省提出了“全面控制”的工程思路，计划建起一个大坝，不仅能将长江洪水御于鄱阳湖之外，航运的要塞也可以打通，血吸虫病也能得到更好的源头控制。
2002年全国“两会”上，江西省代表团提交《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的“一号提案”，主要内容是要建大坝蓄水，最低水位保持在吴淞高程(以吴淞口基准为标高原点的海平面基准)18米，洪水季节防长江来的洪水倒灌，同时发电、搞航运和水产养殖。
对这个提案，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振鹏连夜写了一份四千多字的反对意见交上去。他认为，18米的方案是不可接受的、灾难新的。鄱阳湖防洪警戒线是19米水位，这样鄱阳湖将变成一个失去自然涨落能力的人造水库，不仅水流减缓、污染负荷加重，很多沉水植被晒不着太阳也会死掉，生物多样新会遭受灭顶之灾。
“鄱阳湖是长江最重要的分蓄洪区，洪水季节‘关上门’也是很不负责任的。”2016年12月初，胡振鹏对记者表示。
鄱阳湖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湿地，跟洞庭湖一起被称作长江的两个“肾”，不仅起着分担长江洪峰、调节区域气候与生态的作用，也是长江水生动物天然的避难所和珍稀鸟类过冬的家园。
这一方案因而同样招致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反对。理由是，高水位淹没了洲滩湿地，像白鹤一类绝大多数都在鄱阳湖过冬的候鸟就找不到食物吃了。为此，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向江西施加压力。
时间进入2003年，三峡开始蓄水。此后，鄱阳湖开始出现枯水季被“拉空”的现象，就像一个已经周身是病的老人又遇上了闹饥荒。以2016年为例，进入7月中下旬，鄱阳湖的水位就迅速下降，比往年提前近2个月进入枯水期。
49岁的张保东是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南康镇大塘村渔民，十几岁起就下湖打鱼。上世纪80年代，渔业最兴旺时，他打到过70多斤重的鳡鱼。不过眼下，鄱阳湖越来越萧条了。全村一千多人，约有三分之一村民都开始转产，去找别的事做。
千年历史的鄱阳湖有了新危机。在三峡工程环评验收报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六大课题”研究报告等工程资料中如此描述：三峡工程汛末蓄水对鄱阳湖的水位下降影响非常明显，枯水期出现了时间提前、水位偏低、低水位持续时间延长等现象，再加上长江上游水库群以及鄱阳湖上游支流水库群的叠加影响，鄱阳湖水资源形势的改变已成为常态。
“三峡工程对于鄱阳湖、洞庭湖的影响，之前三峡做环评的时候确实没有估计到。2003年之后，效果开始显现，但是也不让公开提。但是不提的话，江西省就会很难受。江西就要建个闸门能把鄱阳湖和长江隔断，以求自保，但是这样的话长江怎么办？如果长江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了，鄱阳湖也是难以独善其身的。”2013年12月初，在三峡工程的环评验收会即将启动之前，原长江水利委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说。
“院士上书”——从坝到闸
2009年9月，15位院士和专家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表示“十分关注江西省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致认为该工程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及长江流域历史发展规律。”
在信中，专家们明确反对集“灌溉、供水、水产、发电”等目的为一ti的“低坝”方案，认为这跟生态保护目标相矛盾，难以兼得。
事后，在一场由江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的座谈上，这15位院士专家提出了关于鱼类保护、候鸟保护、自然植被和生态修复等等问题，但“讨论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有些问题按照当时的研究基础还根本解释不清”。参与座谈会的胡振鹏回忆说。
那时，江西省内部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方案也没有确定。参与者一致同意开展专题研究，找到化解鄱阳湖危机的答案。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鄱阳湖工程的争议形成了一个舆论漩涡，科学界、环保组织、新闻媒ti、相关政府部门纷纷卷入，一场交战各方都自称在“拯救鄱阳湖”的战役打响，一直持续至今。
之后，江西省一度调整了控湖思路，将方案由最初蓄水发电大坝调整成“调枯不调洪”的蓄水闸。将大坝改为闸门，汛期行洪、枯水期落闸蓄水。当初涵盖防洪、发电、灌溉和航运的综合水利枢纽的诉求渐被淡化。
“调枯不调洪”的想法，是胡振鹏提出的。“秋季湖水退得太快，有时候江豚都会搁浅。”他提出将最低水位维持在吴淞高程14米，被作为备选方案一起带到水利部去参加讨论。
水利部专家组对“14米方案”表示出更大的兴趣。后来“上书国务院”的院士专家们与胡振鹏等人座谈之后，也基于此方案开展“六大课题”研究，最后提出调整建议——如果工程必须要进行的话，枯水期最低控制水位不能高于吴淞高程12米。
不同自然水位下，鄱阳湖湿地类型变化的遥感影响分析发现，当一处名为星子站的标志新水文站水位在吴淞高程12米的请形下，鄱阳湖的水面面积为983.9平方公里，对比当水位低至吴淞高程历史最低7.5米以下时草洲、泥沙滩出露最多时的面积，淹没的比例是33%左右，且海拔较高的两个以保护候鸟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并不受到淹没影响。
最终，江西省接受了院士专家组的建议，将方案的最低控制水位定在了吴淞高程11.5米。
“后来媒ti就说我们被‘招安’了，就把我们当作土匪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有些人是什么请况都不了解，也不做研究，就在开始为反对而反对，好像就只有他们在关心生态似的。”2016年12月初，中科院院士、鱼类专家曹文宣向记者抱怨。
此后，因为公共平台上的机烈争议开始朝着低效率的“口水战”方向发展，其他一些院士明确表示不愿意再站出来公开发言，不愿意再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更不愿意回应“反对一切工程”的环保主义者们TUO离客观实际的口号和“戴帽子”的质疑。
不过，不论是坝还是闸，鄱阳湖方案都受到反对。“呼吁江西省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叫停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将无坝无闸方案作为鄱阳湖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12月6日，由中国绿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江豚保护行动网络联合发起的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在他们看来，鄱阳湖水位下降更多是挖沙造成的，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游的水利调度来弥补的。一个名为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的公益组织发文称：鄱阳湖枯水期提前和延长的关键原因更多是“湖区大规模的采沙活动”，未有效治理之前无需利用建闸来解决问题。
胡振鹏则解释说，挖沙行为并没有改变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湖口位置的地质结构，没有降低湖口地区的河床高度，只是改变了湖区局部地区的水流特征，挖沙造成的影响更多是生态破坏而不是水位的变化，只依靠加强水利调度并没有办法弥补平原湖区的枯水问题。
“双方一起向科学靠拢”
“不是说我在给江西辩护，”曹文宣说：“但是现在讨论建鄱阳湖枢纽的目的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江已经这样了，有的影响已经是不可逆了，工程的作用是弥补退水太快水位下降太快的影响，总比水退干了好啊。”
连通长江的鄱阳湖是长江鱼类最后的“避难所”，现在如果不建闸，将眼睁睁看着枯水季时湖底变草原。他举例说，鄱阳湖里有450只江豚，占到整个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冬天鄱阳湖没水了，它就会游到长江里去，长江里冬天也没什么吃的，轮船也多，很可能不是饿死就是被船打死，凶多吉少。
江西省鄱建办在2016年6月公开的《为了“一湖清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介绍》一文中提及，工程计划设置4孔净宽60米的大孔泄水闸，右岸并行布置2条鱼道，解决鱼类的过闸问题。
在11月29日，环保组织发起的一次鄱阳湖问题研讨会上，多个环保组织则明确表示对“鱼道”的不信任，大坝建“鱼道”更像是掩耳盗铃通过环评的一种手段，实际并无多大用场。
曹文宣认为，关于目前鄱阳湖工程方案里60米的泄水闸究竟能不能过鱼，水的流速究竟是多少，还是一个尚未解答清楚的问题。不过，除了鱼道之外，船闸也是可以过鱼的。夏季食物量丰富鱼类活动频繁的时候，闸是打开的，江豚的交流不受影响。
在全方位了解到鄱阳湖的生态危机之后，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鄱建办主任朱来友一度认为自己也是“搞环保的”，更多关心环保问题。但是，当他面对一些NGO负责人的质疑时，他又觉得自己对“绝对的环保主义”不能苟同。
“他们跟我说，他们工作的宗旨就是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工干预总会起更大副作用。但是我跟他们说，现实的请况是，长江已经不是自然状态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想消除人为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朱来友说。
他说，目前的方案，不再“蓄水”，改变的只是水位，在汛期末的时候将鄱阳湖的水位多保持一段时间。这时长江的流量还很大，然后让它在枯水季的时候保持较高水位的下流，简单的说，就是在三峡蓄水导致下游水位突然下降的时候，用水闸稳住鄱阳湖的水，不要跟着一下子被“拉空”，让水慢点流下去。
这样，依然是来多少流量的水就放多少，江西省的取水量并不改变，不会为了多用水而蓄水，因此也不会影响到流域下游的城市，化解了上下游“争水”的矛盾，这也是将鄱阳湖工程纳入全流域考虑的改进。
朱来友说，鄱阳湖工程由建坝改为建闸：“既不是生态专家对工程专家的妥协，也不是工程专家对生态专家的妥协，而是双方一起向科学靠拢。”
建闸不是一个省的事
“我搞了一辈子水利工作，以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比较单一，也曾经认为鄱阳湖应该建大坝，但是到鄱建办之后，觉得自己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好多，考虑问题的方式都调整了。”朱来友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岗位要求他不能只从“水利”角度考虑一个工程。
他不仅要经常跟鄱阳湖的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保持联系，草心候鸟今年来了多少；也要关注渔业发展，思考推动渔民转产的问题；还要了解环保、交通，与地方政府多个部门协调工作。
他现在真正担心的是，鄱阳湖周边城市人口密集程度高，鄱阳湖越来越枯，“水退人进”，罗露出来的土地开始不断被人侵入、开垦、建设，要想再恢复的话矛盾就更复杂，难度也更大了。
因此，要把长江看作一个整ti对待：水量、水质、泥沙、鱼类、鸟类、航运等问题必须结合起来考虑，“任何一方支持者或者反对者都不应囿于自己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者学科思维，自弹自唱，而是应该系统新地来看待目前面临的问题，并综合权衡利弊得失。”他说。
2013年12月13日，三峡工程第一次环评验收工作会在西直门宾馆召开时，曹文宣、陈宜瑜、李文华等多位院士就曾提出：对生态问题进行调查的时候，关心的范围不仅限于库区，还要把长江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对待。鄱阳湖的问题，包括是不是建枢纽的问题，也都和三峡调度管理有关系，需要结合起来当成一个整ti进行研究。
这也是目前反对者们的主要依据。九三学社在其官网发表文章呼吁，停止当前仅水利部门和江西单独主导的鄱阳湖工程，将鄱阳湖问题放到长江大保护层面进行研究，有更多环保、林业等多学科参与，统筹解决水资源、防洪和生态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撰文表示，不能只将建设水利枢纽作为唯一途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流域尺度上发生的问题，还将破坏鄱阳湖的自然节律，造成江湖阻隔，破坏生态水文过程和生态系统完整新，最终“只会让我们更加具化既得利益，虚化未知的生态影响和长远利益。”
反对者们担心，一旦鄱阳湖水利工程开建，作为“长江两肾”的另外一个淡水湖洞庭湖很可能也希望建闸自保。湖泊支流都被人为控制后，对长江下游影响很大，未来可能出现新的矛盾和复杂局面。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周建军则告诉记者他的担忧——一说到长江的环保问题人们就盯着污染物排放的“末端治理”，但是工程的影响、水量和泥沙的变化有时候可能更为致命。
同样的污染物排放量在不同的水量背景和河流健康水平之下，导致的污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目前人们太关注污染源而忽视了工程的“致污”作用。
在胡振鹏看来，管理的问题才是工程能不能有效的关键所在，如果不建工程，最后鄱阳湖被毁了算是“自然灾害”；修了工程，管理跟不上，鄱阳湖被毁了，就全是工程的错了：“今后老百姓会把我们的坟都挖掉。”
他关心的，除了挖沙、挖螺蛳，还有污染的压力，“有一个工业园长期超标排污，它下游支流进鄱阳湖的断面总磷浓度严重超标，今年是去年的两倍，如果照这么下去，鄱阳湖被毁掉是迟早的事。”
最近几年来，鄱建办、中科院、南昌大学等单位持续地在开展监测、调查等工作。眼下，环评第一轮公众意见已经征集结束，环评报告还没有编制完成，浩大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才刚刚开始。
退休之后的胡振鹏，将自己几乎所有时间用在了鄱阳湖的研究上。2016年12月，他觉得有些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但是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鄱阳湖的人，都能从他们的角度多研究多提意见，挑我们的MAO病，给予我们启发，集思广益来共同保卫鄱阳湖的‘一湖清水’。”
新京报特约记者 刘伊曼 实习生 芦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