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带着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等人一起前往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仁智宫避暑。同时任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帝国的日常行政事务。然而，就在李渊的銮驾刚离开长安不久，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就悄悄押送一批崭新的盔甲前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市)，收货人是太子的心腹、庆州都督杨文干。
当时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储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两边都时不时通过一些违规方式来壮大己方势力，李建成这次偷运盔甲按理说也属于类似草作。然而，就在尔朱焕、桥公山途径豳州(今陕西彬县附近)的时候，二人突然决定向当地官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请需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将二人送到李渊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桥公山当着天子的面指控太子李建成联合庆州都督杨文干准备谋反。
储君谋反，这无疑是一起惊天大案。就在李渊将信将疑的时候，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跑到仁智宫告发太子打算谋反。两边人证的指控完全符合，再加上一批崭新盔甲作为物证，李渊不由得对李建成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立即下诏让李建成赶到仁智宫。
在长安这边，太子李建成也收到了被人告发谋反的消息。他又惊又怕，却无可奈何，最后只好贬损车服前往仁智宫谢罪。
李建成来到李渊御前“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他承认自己私运盔甲给杨文干是触犯了刑律，但谋反之说是绝对子虚乌有。李渊余怒未消，下令将李建成软禁了起来，同时派司农卿宇文颖前往庆州召杨文干入朝对质。然而，当宇文颖到庆州与杨文干谈过话之后，杨文干不仅没有立即奉召前往仁智宫，反而决定在庆州举兵造反，这就等于变相印证了太子李建成有谋反意图。
自古以来，皇位之争都是你死我活，即便亲如父子也不例外。然而这一次太子李建成谋反案人证、物证皆已齐备，李渊却并没有痛下杀手，只是将几个儿子一起骂一顿，处罚了几个低级别官员就草草结案。事后李建成继续回长安代理国政，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那么问题来了，武德七年的这桩太子谋反案背后究竟有什么隐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分析李建成究竟有没有打算谋反。按照常理来说，太子是国家法定的储君，皇位最确定的接班人。因此如果不是被B到走投无路，太子一般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么李建成当时的处境如何呢?从史料上来看，李渊对李建成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否则也不会让他在武德五年(622年)率军去平定河北军阀刘黑闼，更不会让他在自己离京时担负监国重任。光凭这一点就几乎可以推翻李建成有谋反意图。
其次，李建成如果真想谋反，那他应该是调兵入京控制长安以号令天下，而不是反其道与远在庆州的杨文干遥相呼应。舍近求远从战术层面上也说不通。
此外，当时李渊是李建成的庇护人，李世民才是他的竞争对手。即便从主次方面考虑，李建成也应该首先对付大权在握的秦王，而不是直接挑战庇护自己的父皇。
因此，李建成谋反案基本可以确定是被人陷害。李渊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会将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那么是谁陷害李建成呢?答案很明显，除了李世民有这个能力和动机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人了。
这桩谋反案中牵涉到的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等人必然是已经投靠到秦王门下，所以才会在完全吻合的时间，异口同声出面指证。至于杨文干造反，那八成是宇文颖去庆州后将此事添油加醋无限扩大，比如说太子谋反证据确凿已被拿下。杨文干误以为自己横竖是个死，所以才会在完全不具备起兵条件的请况下仍选择造反。
尽管这桩太子谋反案一环套着一环，但李渊并没有上当。事后他把几个儿子一起骂了一顿，在处罚的官员中既包括太子东宫的人，也有秦王府的属官，可谓各打一板子。此事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却为两年后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