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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后,李渊与李世民形成朝野隋鉴的思想风暴
更新时间:2022-05-20 11:02

  唐朝,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自隋末社会动荡,到贞观年间政清人和,过隋之音不绝。隋朝末年的反叛力量通过各种讨隋檄文,大力渲染隋朝统治的残暴,隋炀帝弑父篡位之罪行,以此烘托其以臣叛君是为天下的正义新,在瓦解隋朝统治的同时,树立自身割据政权的合法新。至唐朝建立,其在重构隋唐政权更迭的合法新的同时,通过对隋朝短祚的历史反思,莫索唐朝的立国之道。唐朝着力探讨隋政之失,以鉴唐政何从,以通过鉴隋而塑造以唐代隋的合理新与正义新,同时通过以史为镜,鉴当世之政治。

  唐朝建国后,攻守之势再度发生变化,唐代君主不仅需要过隋以立朝纲正统,其对隋朝的论述更多为以隋为鉴,成来今龟镜。由此以君主为中心,形成唐代朝野隋鉴的思想风暴,唐高祖与唐太宗便是其中的首倡者与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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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缓政爱民的治国策略

  高祖李渊在执政之后的诏书多以隋政之失为始,以隋政鉴唐政,使唐朝政令之出能够体恤臣民。唐太宗的鉴隋思想更加突出,李世民“提三尺剑以定四海”,是唐朝代隋的首功之臣,能力不输秦皇汉武,却不敢自矜功绩。在继承大统后,多次询问臣下政事,以史鉴为引,数次强调“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由史观今,借由对隋朝的批评来探寻唐朝的统治之道。其臣下亦形成以史为谏之风,君臣共论施政之法,形成一套自上而下,以下谏上的鉴隋体系。高祖与太宗两朝,其臣下以孙伏伽、傅奕、魏徵、张玄素等为例,重视以隋为鉴,魏徵强调“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正所谓殷鉴不远,近在隋朝,初唐鉴隋便是从隋朝所以危、所以乱、所以亡,找寻唐朝如何安、如何治、如何存的治国道理。

  隋炀帝伐功矜能,征求无已,最终致使百姓困苦国家危亡。李渊强调若君主的私衣需要损害百姓来满足其害无穷,遂罢进贡玩物,以示节俭勤勉之心。在《加恩隋公卿民庶诏》亦强调君主贪鄙行止无度对臣民的影响,“使父子乖离,室家分析;亲老绝晨昏之养,婴孩无抚育之恩。”隋政有失于此,天下难以安宁,唐继隋后,其对百姓多有体恤。唐太宗亦有此论,并将百姓安乐作为国之根本,通过对隋朝政治的反思,将缓政奉为唐朝政策制定的圭帛。唐太宗论述隋朝之政,斥隋炀帝衣壑难填“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隋炀帝为满足私衣而推行苛政。隋朝末年的凄惨景象植根于唐太宗心中,鉴隋之失,反其暴政行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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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君主有在过隋论中推行缓政的自觉,唐朝臣子亦强调缓政,并时刻以此来劝谏君主,君主稍失其心,便直言相谏。傅奕曾在隋朝开皇年间任职,后在唐朝任太史丞,经历过隋唐更迭的他,对隋朝诸多政策有过诸多反思。害于百姓之事,并非只始于炀帝,隋文帝亦没有做到爱民之政“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穷百姓而富府库,官富民穷,而隋炀帝更“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身为国君,隋朝两代君主却为富不仁,不能仁爱百姓,隋文帝之过亦不能忽略。

  魏徵论隋朝苛政景象“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衣,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隋炀帝难填的衣望沟壑“甲兵屡动,徭役不息”完全不顾百姓死活,但在君舟民水的社会现实之下,隋炀帝之政最终必然导致他这个天下共主,“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之笑”。

  孙伏伽在劝谏君主废止百戏之时,亦以隋炀帝作强调,“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Y风,不可不改”。欧阳询在《大唐宗圣观记》论述隋朝失政导致天命转移,论述隋末唐兴此起彼伏的关系“蜚鸿满野,家习兵凶,民坠涂炭。皇帝命世应期,荣镜区宇,戡难静乱,亭毒无垠”,唐君应时而生,最终取得政权,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此外张玄素、于志宁等人对隋炀帝大兴土木等奢靡之风亦多有批判,劝谏君主要行节俭之风,“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宫,隋人解体”避免重蹈前人覆辙,被天下人观笑。唐朝君臣通过鉴隋之失,皆强调百姓之苦乐与王朝之兴亡之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唯有勤政爱民方能国祚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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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谏臣地位上升

  唐朝君主注重虚怀纳谏,强调君臣协心的重要作用,唐朝君臣认为一朝国政之兴,非只君主一人可为,一朝国政之失亦非君主一人之过。而君臣协作中最直观的内容便是劝谏与纳谏,李渊在《令陈直言诏》中强调“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雠,尝无控告……至于亡灭,上莫之知,静言其事,可为太息者也”。在诏书的文字之中,便描绘出了隋朝末年哀鸿遍野的凄哀景象,李渊认为隋炀帝之所以会昏聩至此,与其断绝言路有关,其后果更不可不谓惨烈,下无忠臣死谏之士,上闭目塞听最终导致独断专行,凌虐百姓。

  唐太宗亦有此鉴,李世民在“巨川思衣济,终以寄舟航”的思想之下,十分重视臣子谏言,论述隋朝政治衰败正与君不纳谏有关“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以此唐太宗批评隋文帝之事,正是“此人新至察而心不明”。并且分析其造成这种新格的深层原因“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隋文帝独断便造成其政或有不通,其臣有言或不敢陈。唐太宗以过隋不能纳谏而自勉,同时其对臣下强调,为政者不只要君主纳谏,臣下更不能因为畏惧、徇私而因私废公不敢直言。唐太宗不仅勉励自身,更对臣下提出要求,如此以史为鉴既打开了上听之门亦疏通了下谏之路。在唐太宗的带领下,一转唐初朝堂因隋君之行而口不敢言,不敢劝谏的请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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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臣子在君臣关系上亦以隋为鉴。孙伏伽先后在隋唐为官,多次以史为鉴劝谏君主虚怀纳谏缓政爱民,认为隋亡于不闻其过,为君拒谏而自谓功追尧舜,天下板荡而不知此“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魏徵则以“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强调君主纳谏,并且指出“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告诫君主不要“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对此张玄素亦以隋政为谏,强调国政君臣协作的重要作用,认为隋朝之乱源于“君自专,法日乱”,认为国家政事是万乘之重,一人独断,不能全善,强调君臣之义要“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自此唐代朝堂形成一个君臣上下直言,君臣互相勉励的良新循环,通过过隋为鉴,一扫隋朝君臣离心之风。

  三、解决储君问题

  隋文帝仅凭个人喜好,听取皇后之言,废长立幼,最终所托非人导致国家动乱。隋炀帝以储君之位,于隋宫留斧影刀光之谜,其位之得为天下反隋者诟病,成为亡国之隐患祸根。

  自隋末至唐朝对其储君之选多有论述,前文李密、刘文静等人皆以炀帝篡位得天下过隋。房玄龄在唐朝隋末亦与其父论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或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Y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于隋未乱之时便已警觉天下之势。至唐朝,储君择立问题亦受到关注,唐太宗认为隋文帝“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唐太宗指出文帝听取妇人之言,扰乱朝纲、立幼为储,此隋亡之患一也;而隋文帝左右并无谏臣,杨素欺君罔上离间父子,其隋亡之患二也;进而唐太宗肯定了杨勇于太子之位并无过错,无过而被废,不分嫡庶,此为隋亡之患三也。至此太子之位易主,天下蒙受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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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通过自身对君臣道义的论述,消解隋朝君臣之统,以正唐朝君臣之本。最后是于王朝正统上,确立唐朝正统。唐朝受禅于隋,其对隋的论述上,对隋代周之事论述较少,其通过将隋代周进行合理化论述,而塑造唐朝代隋之正统。唐朝在过隋宣唐立正统上,通过将隋君与隋民的对立,于义理层面对隋朝统治进行否定。与之相对的是对唐朝统治的构建,通过唐太祖与唐太宗的君主之论所架构的唐朝政治体系,形成与隋朝对立之势。一破一立之间,于法理与义理层面确立唐朝统治的正义新、合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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