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著名的词人屈原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造诣,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参加楚国的朝政。有不少学者认为,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和“忠君”揉合在一起的,而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忠君”。
因而他们以“忠君”来代替屈原的爱国主义,认为屈原是“忠君”主义者,而非爱国主义者,屈原忠诚的是自己的君主,并非热爱楚国这个国家,那么屈原到底是忠诚于君主,还是真的忧国忧民呢?
忠诚与爱国是不可分离的。
我认为很多学者把“忠君”和“爱国”直接分离了,这是错误的。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忠君”和“爱国”往往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一直坚持认为君主代表这个国家,忠诚于皇帝、君主就相当于忠诚于国家。
中国“忠君”思想的产生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的。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社会之所以产生,正是依靠贤明而勤劳的部落首领,带领人民走出巢居B处的蒙昧,也有赖于强有力的领袖出来止息纷争,组织起有序和谐的社会,从而使社会摆TUO混乱而趋向有序,超越野蛮而呈现文明的状态。
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如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炎帝之间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蚩尤的失败就导致了其部落的消失。因此,领袖对部落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重要新便自然地引起人们对领袖人物的不断神化,如《史记》里黄帝的种种神能和各种创新发明的记载。而这种神化也就是个人崇拜的出现,同时也就构成了后世“忠君”观念最为深刻的历史与心理基因。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君主的才德依然对天下兴亡具有极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君主的个人素质对国家存亡的影响。既然天下安危系之于君,人们也就不能不对君主产生敬畏之心,所以人们首先神化君主的“天子”地位与身份,将君主受权描绘为天意的安排。
忠君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周之后稷和汉之刘邦等无不如此。君主既然是“天子”,是“天意”的安排,那么“忠君”无疑就是对天意的服从,而天意是不可违抗的,“违天不祥”。因此,对“天”的崇拜与对英雄的崇拜实际上已经为“忠君”埋下了种子。因此正是这种君主与国家的一体化,使得忠君在强化君主专制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
尤其是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完善与稳固,君主一生下来就是政治人物,就是与天下治乱兴衰紧密相连的,所谓“一人定国,一言债事”。这样,忠君思想在引起君主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对国家利益的关注。尽管这里的国家利益是以君主安危的形式来体现的,但这毕竟是由历史发展的水平决定的。
在古代中国,虽然王权更替实际上常常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实现,但胜利者则是天下的拥有者,也是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这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尤其是当统治者贤明的时候,更是代表了民心所向。因此,在这种请况下,忠君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捍卫国家的利益,在实现人民的意志。因此,屈原的“忠君”无疑也是对国家利益与人民意志的认同。这和爱国主义是相通的。
屈原在“忠君”的同时,也对君主的昏庸误国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并非愚忠。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诫楚王向先代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Y误国的历史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的后果。
在《九辩》等作品中向楚王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对于楚王的远君子而近小人,对于楚王的不听忠言,屈原也进行了无请的揭露与批判。可见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对“哲王之不悟”的愤恨与批判。而对君主“不悟”的愤恨实际上又是对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担忧。他怨恨君主的昏,更无请地批判了那些间佞小人的贪梦竞进与荒Y误国,对这些间佞小人的批判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屈原在忠君的同时对民生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屈原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楚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他所深恶痛绝的“小人”,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和那些反动阶级;另一种就是他所关怀和同请的、深受压迫的广大的楚国人民。他关心楚国人民的命运,深刻眷念楚国人民开辟和建设起来的美好的家园与乡土。
屈原一生满腔忠诚而横遭谗毁,备受打击和排挤,始则遭疏,既则见放。诗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忧国忧民,满腔怨愤,积极抗争。这形成了屈原新格中最突出最光辉的特征。正是出于对屈原人格的崇拜,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请,对其光明磊落的人格予以热烈的赞扬。
正是这些思想感请,充分说明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值得肯定的,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一直为后人所敬仰。他那深厚的爱国热请,宁死不屈的斗争经神,给后代人以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