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在军中威望怎么样?韩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相三朝,立二帝”,劳苦功高,名垂青史。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造福地方
韩琦步入仕途,先后辗转各州出任父母官。每到一地,他总能发挥理民得法、治军有方特长,因地制宜制定法规和教令,修葺国库与粮仓、整治掌管兵器的官署、“劝农兴学”,深受当地官民赞誉。
蜀地赈灾,是韩琦地方官生涯的首秀。面对遍野饥民和混乱的地方管理制度,他先雷厉风行开仓放赈,“活饥民百九十万。”再采取减免赋税、开除不称职官吏、裁减冗官杂役等利民措施,首秀赢得碰头彩。
在定州,他充分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果断采取“威恩并行”策略应对定州兵闹事。为机励士气,他宣布战死沙场者重赏其家人,官府负责抚养战死者的寡妻幼子。他潜心研究仿制古阵法,令将士反复演练,最终把定州兵打造成一支经锐劲旅。
不久,因朝廷派到地方协助防守的京师经锐部队龙猛卒扰民惹事,韩琦毫不客气把将他们全部赶走。韩琦的责任担当得到宋仁宗的诏书褒奖,也由此成为地方官员的标准和楷模。他转任并州时,定州百姓“争衣遮留公,使不得出。”
韩琦到并州后,得知宦官廖浩然倚权仗势无法无天,毅然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廖浩然回京后,被宋仁宗处以鞭刑。并州百姓闻知,无不欢欣鼓舞。
因几块原属宋朝的土地被辽国觊觎冒占,韩琦召来辽国贵族,出示相关文字依据,有理有据收回国土,并令立石为界。他又奏请朝廷,在并州“垦田至九千六百顷。”
他镇守大名府时,勤政爱民,百姓“为立生祠。”担任故乡相州知州期间,“相人爱之如父母”。
抗击西夏
西平王李元昊称帝自立建西夏后,韩琦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全力应对西夏威胁。此时的韩琦,“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
韩琦先上疏为战败被俘的边将辩明冤屈,又力荐启用被贬外地的范仲淹,与自己联手辅助主官夏竦、共同抗击西夏。
韩琦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认为西夏兵马“众不过四五万人”,力主采取“先发以制贼”战术。范仲淹则建议尽量稳妥,展开防御持久战与敌周旋。夏竦将皮球踢给宋仁宗,宋仁宗倾向一劳永逸,诏令韩琦与范仲淹共同出征。
遗憾的是,任福置韩琦“有敌深入、一举全歼”的手令,贪功轻进,吞下西夏有敌深入的有饵,使宋军在好水川折损将士近七千人。
夏竦在任福遗体上翻出韩琦的手令,极力为他开托:“言罪不在琦。”韩琦却寝食难安,上表弹劾自己用人不当,请愿承担战败责罚。朝廷予以降职一级处分,依然重用他抗击西夏。
韩琦知耻后勇,多次取得胜利,使“西贼闻之心骨寒”。他与范仲淹联手抗击西夏,“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西夏与宋朝签订“庆历议和”协议后,韩琦与范仲淹双双奉调回京。
和平阳光乍现,李元昊却出尔反尔,狮子大开口向宋朝提出十一条不合理诉求。宰相晏殊与朝臣们人心厌战,准备全盘接受。韩琦上《论备御七事奏》,旗帜鲜明表示反对。他条分缕析归纳出朝廷急需处理的七条要务、拯救时弊的八条具体措施,被宋仁宗全部采纳。
为相十载
韩琦为相后,“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他礼贤下士,一视同仁,善于选拔重用贤才,甚至放手使用有能力才学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胸襟开阔,能力超群,被视为与汉相周勃和唐相姚崇比肩的贤相。
宋英宗刚即位,便突染恶疾,不得不由“太后垂帘听政。”一些宦官因常遭宋英宗训斥,经常在曹太后前挑拨离间,致使两宫渐生嫌隙,关系恶化。
韩琦主动化解两宫矛盾,先安抚好满腹委屈的曹太后,再以孝道委婉规谏宋英宗,使“帝大感悟。”宋英宗病愈后,曹太后撤帘归政,母子和好如初。
西夏再次大兵犯境,韩琦果断提出“停岁赐,绝和市”建议,并遣特使前去问罪。部分朝臣列举宋仁宗时对西夏的几次战败事例,认为此举过于冒险。
韩琦胸有成竹分析:“西夏国王只是个狂童而已!何况我朝边防力量早已远超当年。官家只管派特使前去,必定降服他!”宋英宗依计行事,西夏果然上表谢罪。宋英宗心悦诚服告诉韩琦:“一如所料!”
忠言逆耳
宋神宗即位不久,韩琦便被御史弹劾大摆“执政三世”的老资格,飞扬跋扈到不去文德殿押班。深知宦海风险的韩琦果断谢绝宋神宗多次诚心挽留,毅然辞去相位。
韩琦辞相赋闲后,忧国忧民之心依旧。他发现王安石变法颁行的“青苗法”弊端过多,忧心忡忡上疏:“按青苗法规定,百姓不论贫富,一律均可配借青苗钱。
可是,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原本就是兼并富裕之家,居然也堂而皇之贷到青苗钱,这与‘抑兼并、济困乏’的变革初衷明显背道而驰!恳请废止!”
宋神宗在朝会上将他的疏奏让群臣传看,感叹:"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几乎动摇变法决心。王安石逐条批驳韩琦奏疏,公布于天下。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且反对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宋神宗从天下大局出发,最终力挺王安石。
辽国趁宋朝内忧外患之际,要求宋朝割让素有领土争议的代北地。韩琦接到宋神宗征求意见的手诏,上疏谏言必须拒绝辽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加强防范,随时准备武力反击辽国进犯。可惜,王安石再此出任宰相后,“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