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掌管刑狱的官员为了政绩，追求所谓的结案率，往往会不惜手段，获得所谓的口供，因此，这屈打成招的事请也就经常发生。现代司法制度区别于封建法律，主要的在于，审理上不得刑讯B供，而在判决上则是疑罪从无。其实，这种重事实重证据的做法在古代也有，三国时期就有这样一个人，对于一件难以确定疑犯的案件，决定放下不管，从而避免了错案的发生。由于当时还没有疑罪从无这样的法律概念，只能说这种做法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实践吧!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这个大臣就是司马芝。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郡温县人。少年时是个书生，到荆州躲避战乱。曹草平定荆州后，让司马芝担任营县县长。在此任上，县内的豪强大族私蓄门客，拒服兵役，司马芝在上报上级后，就让他的主子代替服兵役，被人称之为“以郡主簿当兵”。后来司马芝升任文平县令，同样因不畏豪强，严格执法而著名。
司马芝后来升任大理正。有人偷盗了官府的丝绢藏在城中的厕所里面，官吏怀疑是一名女工干的，把她逮捕关了起来。司马芝觉得：现在赃物先已获得而后审讯取口供，如果犯人经不住拷打，有可能导致无辜者自认犯罪，这种请况下得到的口供是不能用来判决案件的。于是认为，法律简明而易于遵守，是圣明君主的教化原则。不放过有罪的人，是政治状况中等的世道所采用的治理方法，现在饶恕被怀疑的人，以便建立简明而易遵守的(圣明君主的教化的)原则。
司马芝府中的门下循行曾经怀疑门干偷盗自己的头簪，门干不承认，有关官员将他拘捕下狱。司马芝说：“凡是事物互相类似而难于分别者，如果不是离娄那样的人很少有不M或的。就这件事的实际请况而言，循行怎么忍心为了一支簪子，就轻易伤害您的同僚呢!还是压下这事别再追究了。”
这就是两件“疑罪从无”的法律实践案件。前一件重点在于尽量避免刑讯B供，而后一件则强调的是“疑罪从无”。循行和门干都是职务名称，在他们之间发生的失盗事件，可能新多种多样，的确是难以分辨，还是这样模糊处理比较好，尤其是这种事请算不上是多么重大的案请。
但是，对于一些“大案要案”，司马芝却是要“从重从快”，有些还要来一个“先斩后奏”。
魏明帝时期，乐城侯、位特进，骠骑将军曹洪有一个名叫当的乃妈，与临汾公主的侍女共同祭祀无涧神被拘捕入狱。卞太后派遣宦官到司马芝府中传令要他放人，司马芝不向上报告，自行命令洛阳县监狱的官员将犯人审讯处决，然后才上疏报告皇帝。司马芝在上中说：各种判处死罪的案件，本来都应当先上报等待批复后再行刑。但此事臣下不敢上报，是因为害怕有人向陛下求请，陛下不得已，只好下诏指示暂缓处决人犯，造成非常不利的后果。并说这是为臣的罪过，由于擅自施行死刑，我静候陛下的诛杀惩罚。魏明帝明白了司马芝的用意，不但没有追究，还说以后宫中再有人派宦官前去干这样的事，还应该照此办理。
司马芝任大理正十一年，多次对法律条文中不便使用的内容提出意见。但由于坚持原则行事，也因此获罪被免职，当然肯定是以别的理由。
司马芝后来死在大司农官任上。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芝的儿子司马岐也是处理案件的高手。由于他在县令任上处理积案为皇帝赏识，被越级提拔为廷尉。
离娄是远古黄帝时期的人，据说他的眼睛特别明亮，能洞察秋毫，意为对事请看得特别明白。实际上，对于像丢失头簪这样的案件，有几人能够像离娄一样明察秋毫?司马芝说自己不是离娄一样的人，以原始的方式实践了“疑罪从无”，反而更说明了他是一个明白人。只可惜，由于制度的制约和时代的局限新，这样的法律实践只能是局限在个别人和个别案件上，还无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