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多战乱，南方多稳定，这种社会格局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因此南北方科举考生的成绩差距相当大。
自古以来，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各地考生水平的差异。到了明清时期，这种不均衡更加严重。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经二月会试和三月殿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白信蹈等人主持的考试共取宋词琮等51人，是为春榜，因所录取的5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
南方虽然经济、文化都要比北方发达，但整个考试北方人一名未取，实为从来所未有。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控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遂命张信等人对落第举子进行复核考试，增录北方人。不料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中，文理都不佳，且有犯禁忌之语。又有人控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中嘱咐张信等人，故意将很差的卷子上呈。朱元璋遂大怒，刘三吾流放边疆，白信蹈﹑张信等被凌迟处死。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61名，次月进行殿试，因所录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南北榜科场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随后的考试，北方人也无非南方人的对手，常常是十不取一。于是，到了明仁宗时期，遂决定对南北士子分榜录取：“科举之士须南、北兼收……近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
老实说，这种虽然全国一张卷、但却按名额录取的方式，在清朝乃至此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和发挥。从此，南北方的考生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各自分配名额，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
到了清代，这种教育上的不平衡新仍然存在。仅以进士考试中最难考中的“前三甲”——状元、榜眼和探花来看，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清代独中状元的以江苏人最多，有50个，是第二名浙江省的2倍多，也比其他所有省份的全部总和还要多。如果说江苏的教育水平最发达，人文最昌盛，估计清代人是不会反对的。
江苏在科举考试中虽然厉害，但也呈现出省内的不平衡新。这其中，苏州一府就独出25个状元，比浙江全省还多，占全国的22%。常州府则出了8个状元，太仓5个。
浙江的湖州出了6个状元，杭州出了5个状元，嘉兴4个。
广西的4个状元都出在了桂林。
山西省整个清代一个状元也没有。
陕西好一些，有一个，就是嘉庆时期扳倒权臣和珅的王杰。但他中状元并不光彩，因为本来这一科的状元是江苏人、著名史学家赵翼，只因乾隆帝在最终确定等级时，突然问到本朝有没有出过陕西的状元，阅卷官回答还没有，于是就将陕西籍的王杰提到第一名。
这件事也成为赵翼一辈子的隐痛，他还专门写诗：“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千秋自有无穷眼，岂用争名在一时?”满纸辛酸，扑面而来。
利益决定立场。如何取舍公正与公平，实在是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