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名著《水浒传》是以虚构故事为主的一部小说,但北宋末年宋江与一伙人起义反抗官府却是真实事件。表面上统治比较温良恭俭让的赵宋王朝,实际上也是各地民变相当多的时代。宋江起义比较同期江南睦州青溪(今杭州市淳安县)起义的方腊而言,规模要小很多,可能真的就只有百八十条好汉,头领估计就三十六人。《宋史·侯蒙传》说, 宋江就是凭借区区三十六人横行州府。接下来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宋江起义是以接受招安告终,结局说法不一。追随童贯、刘延庆、刘光世征讨方腊见于《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和不少笔记。虽然有人质疑过征讨方腊的宋江是否就是起义的宋江,今天的读者基本相信《水浒传》描绘的宋江起事经过八九不离十。不过,宋江本人最后是立功被杀还是就此消失却是一个谜。而在历史上,宋江余党的确还继续发生过一次反抗,这就是史斌在川陕交界地区的第二次起义,并且称帝。尽管史斌也很快失败,通过史斌起事可见宋朝在应付金军进攻焦头烂额的时候,更加害怕的是武将难以控制,宋江、史斌包括镇压史斌的曲端,乃至以后的岳飞,他们的悲剧虽然各个不同,但命运走向却也一脉相承。
一、史斌的身份——九纹龙史进的原型?
对宋江起义最早表示纪念的是南宋时期龚圣与创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龚圣与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在周密的史料笔记《癸辛杂识》中有少量记载。周密是元朝初年的宋代遗民,龚圣与生活年代要么更早,或者与周密同一时期。《宋江三十六人赞》自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宋江三十六人赞》最早确定了一些人物的绰号和形象,例如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大刀关胜、没羽箭张清、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浪里白跳张顺、行者武松、混江龙李俊,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神行太保戴宗、青面兽杨志等等,这些人物到《水浒传》成书都保留下来,仅有铁天王晁盖在这里列入三十六人中,后来的小说却去掉了。另外董平的绰号这里是一直撞,刘唐的绰号这里是尺八腿,与后来的小说不一样。
《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就有史进绰号“九文龙“,排第十七位。元代平话小说《大宋宣和遗事》记宋江在玄女娘娘那里见到天书中三十六人姓名也有史进,绰号“九纹龙“,排在第五位。显然,史进毫无疑问算是最早跟随宋江的元老弟兄之一,他的故事从宋代就已经开始流传,影响并不低。反而到《水浒传》小说里,论文笔是把这个人物写得活龙活现。提起“九纹龙“史进,人们就会想起那位身上刺了九条纹龙,在史家庄与王进教头任新比武的憨直可爱形象,但后来的地位却没有像鲁智深、武松那么重要。
真实的宋江起义,除了宋江大名之外,到底有哪些伙伴并无什么记载。唯一留下姓名的只有这一个“余党”史斌,虽然出生不详,接受招安以后被调到陕西,不久以梁山好汉的名义再一次揭竿起义。当时金兵已经灭宋展开南侵,他非常大胆,直接称帝。在金军进攻西北的时候,史斌很快也被宋军消灭。
很多知道史斌的人都认为,他应该就是梁山好汉的九纹龙史进原型。首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言史斌是宋江之党,加上敢于称帝的请况,当在核心的三十六人之内,而三十六人中唯有一位姓史的;其次,《水浒传》写史进籍贯为华音县人,《宋史》也贬称史斌为“关中贼“,华音即在关中。两者结合姓氏与地域均相合,所以像余嘉锡先生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就认为:“然则史斌者,其即九纹龙欤?“况且北方读音“进“与“斌“还比较接近。另外,《宋史·卢法原传》提到此事称史斌为“叛将“。按常理,官军造反才称为“叛将“。侧面也表明史斌与宋江一起受招安后被授官,稍微推断请形可能,他们参与过征讨方腊,宋江或者确实遇害,史斌又被排挤,担心下场不好才又第二次造反,所以被称“叛将“。
二、史斌起义的大致经过
宋江起义的真实事迹只有一鳞半爪,史斌起事到最后被消灭,虽然资料可能比宋江要多一些,但也显得杂乱不清,只能大体还原一个脉络。
以最重要的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权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记载看,这个宋江余党史斌的事迹是:“建炎元年,秋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先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而元代编撰的官方史书《宋史·高宗纪》记载这个事件就比较简单,而且也基本采用李心传的描述:“建炎元年,秋七月,关中贼史斌犯兴州,僭号称帝。“
其他比较重要的史料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16:,建炎二年四月,“史斌据长安,吴玠擒斌 ,克长安,又克华州”。又云:“金人既退兵 ,泾原将曲端遂下兵秦州 ,而凤翔、长安各为义兵收复。端大怒 ,执凤翔刘彦希杀之。会叛贼 史斌侵兴元 ,不克,引兵还 ,忠义兵统领张宗谔有斌至长安而散其众 ,衣徐图之。端遣玠袭击斌 ,斌走鸣犊镇 ,为玠所擒 ,端自袭张宗谔杀之 ,收复长安, 以斌凌迟处斩。”侧面史料有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从兄武安公玠复华州 ,破贼史斌 ,咸以有功进秩 ,充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
概况一下,可以看出事迹的矛盾和含糊。史斌的活动是在宋高宗刚刚登位的建炎元年和二年(1127-1128),只有短短两年。第一年是进攻南面的四川利州和剑门(今广元和剑阁剑门关),利州路将领卢法原扼关据守成功。第二年转向北面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突破占据长安和华州,没多久被泾源大将曲端派遣吴玠、吴麟打败,收复失地,史斌被斩杀。事迹含糊的地方还是很多,例如史斌究竟是宋朝这边什么身份?为何要谋叛,称帝的请况等等都不清楚。
三、两宋之交的川陕边界与史斌之乱
单从零星散乱的史料,很难看清史斌反抗宋朝和被剿灭的真实请况。历史人物的行动都难以TUO离时代背景,只有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或许才能找到一点端倪。
史斌以梁山好汉之名再次起义到被剿灭正好是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仓促继位,准备从南京(北宋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到扬州渡江南窜。金朝已经攻占东京开封,虏获两位皇帝,大获全胜,但兵马副元帅斡离不在返军途中暴毙。另一路副元帅粘罕继续进攻,改变方略,开始从陕西进军企图入川,然后实施大包围,这就是金军在南宋初年猛攻川陕的背景。
在中原失陷之际,川陕地区毫无疑问是宋朝西部谋划防御或试图反攻的重中之重,甚至在金军围攻开封前夕,朝廷大臣就提出过要皇帝提前迁都长安做好防备。另一方面,北宋立国以来,尽管军事力量多受批评,但西北军一直都是训练得力,也最能作战的主力,出过许多名将,好比杨家将、种家将、刘家将几大家族;包括曲端、杨可世、杨可弼兄弟,吴玠、吴麟兄弟等等能战的几乎全都是西北军出身。
南宋初立的建炎元年(1127),金军猛将完颜娄宿受粘罕命令攻取陕西。曲端因在西北阻击西夏有功,镇守泾源,素来是西北边防重镇。中唐时期,好容易平定安史,回到长安的唐朝皇帝分割军镇,唐德宗李适就遭遇了著名的泾原兵变,逃出长安躲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好几个月。而宋朝的泾源路是统辖三军五州的一个军事辖区,并非今天的泾源县。包括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德顺军(驻扎位置有变动,初在今宁夏隆德县,后迁陇干县,今陇干为甘肃静宁县)、镇戎军(驻扎于今宁夏固原市)等,可见防御范围为今甘肃与宁夏交界地区。
曲端是典型西北豪侠气质,身边也聚集很多能人志士,中原受到金军连连攻击以后,宋朝上下同仇敌忾,西北军素来战斗力不差,曲端本人也很得民心。有抓获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大功的名将完颜娄宿,第一次从巩州(今甘肃陇西一带)方向的迂回进攻被曲端领导军民顽强阻止了。趁金军退却的时候,曲端突然出击,收复秦州(今天水市),还把延州畏敌胆怯的将领刘希亮处死。这就是曲端在建炎元年和二年立下的功绩。
宋朝没有怪责曲端,但很快派去了王庶负责全权指挥陕西各路兵马,曲端也隶属,曲端根本不愿意受人指挥。王庶尽管也是西北人(今甘肃庆阳人),最初不过泾州所辖保定知县,受种师道推荐出任通判,本无资历和名望,但因在东京守备有过护卫钦宗的经历,受宗泽安排出任陕西制置使,一跃成为方面大员。但王庶赶赴陕西,延州已经失守,王庶只有去依靠曲端,希望收复陕西。但曲端确实不合作,造成职权矛盾。王庶就指责曲端爱惜身家,不去救援延州。最后去见兴元知府张浚(汉州绵竹人,今四川德阳市绵竹县,其子张栻为著名理学家),张浚刚刚说服高宗经营川陕,王庶就控告曲端跋扈,更有反叛之心。张浚对曲端并不熟悉,但他初来乍到,也知道唯有掌控住经兵强将才能达成目标,但随着局势发展,张浚与高宗十分默契,很快升到川陕制置使高位要统领西部各军,曲端手中有兵,果然不服管束,军事意见与他处处不合。以史书记载,金军攻环庆时,吴玠受到排挤,独立领军战败,埋怨曲端不来支援,一起与张浚献计,上报曲端罪状,先去职,调到四川江州、阆州出任地方官,然后王庶、吴玠、张浚三人联合告发曲端,落到曾经与曲端有仇的属下康随手里,成为第一个南宋因忌惮武人掌权而死的将领,年仅四十一岁,这是绍兴元年(1131)。
表面上,曲端和史斌没有直接关系,但可能正是史斌起事到被剿灭的重要背景。
史斌起事之年,正是完颜娄宿进攻陕西的建炎元年。史斌为何在这个时候起事?是否受到金人蛊或?这不好说。当时北宋已灭,中原开封正好扶持有一个傀儡皇帝张邦昌。正如笔者前面提过,史斌是宋江余党,宋江结局不明,但被宋朝内部所杀的观点毕竟是主流。史斌趁金军进犯的时候称帝起事,不得不说存在一个诡异的“时机”问题。如果与金人有呼应,那么史斌就是为金人充先锋,这毕竟是一个疑点。
如果只是纯粹巧合,史斌从行动方面看,是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周旋余地,这就是史斌在建炎元年选择攻打四川。同样,也可以从宋朝方面反应看到史斌起事感到非常震撼。第一,当时是金军进犯川陕的危机关头,史斌反叛非常令人意外和措手不及。第二,史斌非常机敏的占据兴州,攻下兴元,包括试图攻取利州,唯有了解南宋初期川陕驻军的大背景方能明白,史斌的意图完全威胁到整个川陕军事大局。
就宋朝行政而言,兴元府当时是属于四川的辖区,因为四川这个名称就来自于宋朝的川峡四路,兴州、兴元都属于军事上的“利州路”。兴州,今陕西略阳,与四川交界要地,辖有重要关口阳平关;兴元,今陕西汉中,秦岭以南重要的屯军处;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辖有葭萌关(属于今昭化)和剑门关(今剑阁)等重要关口,这都是南宋最紧要的边防重镇,驻军几乎一直超过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光吴玠一人最多时领兵就达近20万)。
曲端在当时是陕西方面军力最强者,而建炎初期,四川方面还没有完成布防,张浚还没有统领大局。卢法源在利州已经算得力,抵住了史斌的攻势。曲端当机立断,出动吴玠吴麟这样重要的大将火速解决史斌,否则历史走向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但以曲端的才干,却因为新格跋扈,喜欢揽权,不服管束种种缺点,在宋朝十分招君臣忌讳,走上不归路。
部将吴玠、吴麟崛起,成为南宋世代镇守四川的吴家军。但吴玠多少有些同曲端一样的MAO病,后来与升到川陕宣抚副使的卢法源也险些闹得不可收拾,但吴玠一来功劳很大,二来病死较早,弟弟吴麟相对收敛多了,朝廷也分化了吴麟与吴玠儿子的权力。
史斌起事看似两宋之交的一个短暂擦曲,凑巧夹杂在金军攻取川陕和宋朝保卫川陕的生死争斗中。史斌作为宋江余党招安后的官府将领,完全知道利州路三处军事重地的战略问题,所以,史斌再次起事就不算真正的梁山好汉,事实上带有军变新质,成为危及宋朝西部川陕军事防御部署的心腹大患,这一点恰恰好比随之而来建炎三年,高宗刚到杭州时发生的苗傅和刘正彦之变,一是,大局不稳定时的突发危机,二是出自官府军队中下层的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