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虽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并不是成绩决定一切。一个人能否高中，不仅与他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风评、外貌、口才等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行卷”与“公荐”。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在考前将自己写的诗文送给达官显贵，以求他们推荐自己;而“公荐”则是公卿大夫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这种制度保障了世家子弟的利益，对寒门子弟相当不公，晚唐的杜荀鹤就因出身寒微而屡试不第。“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便是对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吐槽。所以，在唐代，“寒门难出贵子”是必然现象。
到宋朝，科考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考生需要逐级博弈才能实现鱼跃龙门。
宋仁宗之前，殿试也实行淘汰制，但自嘉祐年间就不再淘汰人了，甚至在嘉祐二年(1057年)出现“千古第一榜”的奇局。这次主考官是欧阳修，共录取388人，不仅包括苏轼、苏辙、曾巩，还有“北宋五子”中的张载、程颢。
欧阳修曾感慨：“无请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无论乞丐、孤儿还是书童皆可凭本事考取功名。宋初的张雍就曾是乞丐，但他勤奋好学，对《诗经》深有研究，于是在太祖时高中进士，最后官至尚书右丞。杜衍也曾是流浪儿，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在真宗时登科、仁宗时官至宰相。陈升之出身贫寒，在朋友的资助下刻苦学习，在仁宗时登科、神宗时官至宰相。汪机的书童汪淑，在侍候主人读书时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勤学苦思，最终和主人一同考中进士，名次还在曾巩之上。
据统计，宋代由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其中官至一到三品者占比53.67%，到北宋末年已达64.44%。而唐代寒门子弟的录取率仅有15.9%。可见，宋代科考真正实现了“取士不问世家”，这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政治制度，保障了科考的公平。但这仅是机会平等，起点不平等仍是一条鸿沟。那么朝廷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宋代“义学”“义庄”兴起，为寒门子弟提供经济支持和读书机会，官办学校、书院也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贴。对于进京赶考的寒门子弟，政府也会发放“公券”，凭此可在公家的驿站免费食宿。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寒门子弟与官宦、富家子弟之间的起点差距，使他们更有可能实现阶层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