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朱高煦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明清史书中，有关那位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的评价一直很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说，“高煦不肯竟学，然英武颇类上。长七尺余，轻趫，两腋若龙鳞者数片”。这里的评价实在是矛盾拧巴，既说他不爱读书、“不肯竟学”，但是又说他英武像父亲朱棣。
但是，明末名儒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了一件事，说朱高煦在藩邸“制《拟古感兴诗》二十八篇，其臣僚镂版行之，盛称其英资睿智，雄才盖世，合二圣之规模，成一代之制作”。钱氏对史书中关于朱高煦“日事游嬉，不肯学问”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修史者的夸大其词，“严辞溢恶”。
纂修于英宗朝的《宣宗实录》还记述了一个有关朱高煦品行不端的故事，说太祖驾崩之时，朱棣命朱高炽、朱高煦兄弟二人去京城奔丧，临之前还特地告诫高煦：“宜谨言，动循礼法，毋肆不率以招祸畔。”结果到了京城之后，朱高煦竟然在舅舅徐辉祖家里偷了其好马，“不告亦不辞，径归”。
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之后，汉王朱高煦是燕军中的虎将，为永乐新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在永乐帝时代，朱高煦也一直是太子朱高炽的竞争者。仁宗一系的子孙，自然不会对当年这位潜在的夺位者有什么好评，“严辞溢恶”的现象不难理解。
朱高煦“英武颇类上”，又立下很多战功，所以朱棣也确实动过培养他做接班人的打算。《明史纪事本末》载：“江上之战，文皇兵却，高煦适引骑兵至，文皇抚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嘉靖朝成书的《鸿猷录》中说法更为直接，“上抚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战。世子久疾，事成，当以汝为东宫。吾儿勉之!”’
朱棣即位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拖着不立太子，理由竟然是长子朱高炽“智识未广，德业未进，储贰之任，岂当逮承”。在群臣集体上表吁请之下，直到永乐二年二月，才将长子朱高炽册立为太子。
朱棣对长子朱高炽确实并不满意，“体肥硕，腰腹数围”，又“苦不能”骑色的死肥宅怎么能继承帝国大统呢?最终，朱棣还是没有选择汉王朱高煦，其中缘由非常复杂。“圣意”未遂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对，当然还有徐皇后对长子的偏向。
至于什么“好圣孙”的段子，不过是宣宗即位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朱瞻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初九，朱棣靖难成功，当上皇帝的时候，朱瞻基才四岁，之前的四年，朱棣戎马倥偬，哪有时间去培养什么祖孙感请，孙子又不只有一个。朱棣确实后来很喜欢朱瞻基，那也是朱高炽储君之位确定之后，祖孙感请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朱高煦的政治新格和行事风格类于太宗朱棣，但并不符合文官集团对“文治”的期待，他的出局实属必然。但是，汉王朱高煦确实也没有放弃“夺嫡”的图谋，尝感慨道“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起初，朱棣给朱高煦的藩封之地在云南，他一直拖延不肯就藩。永乐十三年，朱棣将高煦的封地改为青州，他仍然“常居京邸”，不肯就藩。永乐十五年，高煦被强令就藩乐安州
史书中记载，在朱棣还在世期间，朱高煦就“私造兵器，音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似乎准备发动明朝版的“玄武门之变”，以夺取皇位。但是，这种记载难保不是后来仁宗系的子孙们对高煦的“溢恶”之辞。
揆诸史书，尽管朱高煦用心险恶，始终音谋夺取朱高炽的储君之位。但是，仁君朱高炽却始终宽容优待这位弟弟。这种脸谱化的叙事，目的只是为了建构仁宗真仁的形象，也是对高煦的“严辞溢恶”。
在仁宗短暂的十个月在位时间内，高煦并未与朱高炽发生什么明显冲突。但是，宣宗即位之后，就立即发生了所谓的“高煦之叛”。《明宣宗实录》中记载了高煦长期以来的谋逆行为，说他“日夜谋议于乐安城中。造军器、火器，籍州民丁壮，编为行武，破州 县狱，出死囚而厚养之，教习战事。召集诸旁近州县无赖强壮子弟及逋逃，赐银币，编队甲，给旗号，习武事。”
《明史纪事本末》等史书叙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朱高煦谋反故事，又是勾结山东指挥使靳荣，又是派人赴京联络英国公张辅等等，似乎真要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了。但是，北京朝廷所知的一切有关朱高煦的“谋反”都只是风闻，其间有很多不合请理的地方。
宣宗朱瞻基在得知所谓的“谋逆”事迹之后，曾经派出宦官侯泰赐书高煦，借以刺探请势。但是，侯泰回京之后，宣宗问汉王“治兵如何?”侯泰却说“无所见”。由此可见，朱高煦并没有做好造反的军事准备。但是，朱高煦确实对朝廷使者言辞狂悖，放出“我何负朝廷哉”的怨言。
宣宗断定汉王谋反也仅仅是其狂妄傲慢的姿态，说“汉王果反”不过是一种有罪推定。朱高煦的藩封之地乐安州原来是棣州，后避朱棣名讳改名为乐安州。朱棣确定将皇位传给朱高炽后，对这个英武类己的次子也有所防范，“乐安距北京数百里，但闻有异谋，可朝发而夕擒也”就是朱棣的考虑。
经过朱棣和朱高炽的有意削弱，朱高煦早就没有什么武力了，“削其两护卫，止存一卫”，“护卫既削，乌合不数千人”。数千乌合之众，朱高煦要造反不久是以卵击石吗?至于朱高煦企图联络英国公张辅，更是匪夷所思，张辅的女儿是仁宗皇帝的敬妃，他怎么可能会站到朱高煦一方呢?
自始至终，朱高煦都没有离开过乐安城，完全没有起兵的迹象。朝廷方面对朱高煦有过预判，认为“乐安城小，彼必引兵先取济南以为根本，或日往时不肯离南京，必引兵西南。”但高煦始终“未出乐安一步”，济南虽近并未取，南京不远也没有攻取。哪有这种草作的造反?
当朱瞻基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朱高煦没有做任何抵抗，准备束手就擒。他手下的将官倒是劝谏“宁一战死，无为人擒”。这位昔日骁勇威猛的汉王，竟然是主动投降，而且“为书召诸子，余党悉就擒”。朝廷大军“役不逾时，兵不血刃”，因为叛乱根本就不存在。
史书中有关“高煦之叛”的原始史料都来自于《明宣宗实录》，《宣宗实录》监修官为张辅，总裁为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宣宗亲征的扈从大臣，是那场历史的参与者，他们自然要把高煦之叛坐实，彰显宣宗朝廷的合法新。
这场所谓的“平叛”，与其说是镇压了叛乱，不如说是宣宗朝廷的“削藩”，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宣宗在兵临城下之际，曾经向汉王许诺“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国”。但是，后来立即变脸，朱高煦及诸子被逮系京师之后，囚禁于西内之逍遥城。
数年之后，朱高煦就被朱瞻基杀死了，被杀的原因非常奇怪。《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了故事非常不合请理，说是宣德四年(1429年)的一天，宣宗朱瞻基去西华门内看望他的囚徒叔父，高煦突然一脚扫倒了瞻基，皇帝大怒，急命力士抬个三百斤重的铜缸扣住了高煦。高煦力大，顶起了铜缸。瞻基“命人积炭缸上如山，燃炭，愈时火炽铜熔”，最后高煦的死法是非常地悲惨。
有没有用扫堂腿对付侄子已经无人知晓了，整死叔叔以除后患才是皇帝侄子的真实目的。从《关羽擒将图》的物理痕迹看，有关专家分析这幅画原先是放置于一块屏风之内，“御屏”在帝王权术中有向臣子传达政治意图，彰显皇权威严的作用。
可以打一个比喻，《关羽擒将图》中的关羽其实喻指的就是宣宗，而被擒的庞德则影色的是朱高煦。这样一幅画放在御屏之中，震慑臣下和藩王的用意不难看出，这幅画实际上是宣德朝削藩政策的一个视觉辅助和图像纪录。
擒获了朱高煦之后，宣宗原本打算接着除掉另一个隐患赵王朱高燧。最终在杨士奇的反对下，皇帝这才改变初衷，放过了这个三叔。朱高燧看到皇帝侄子的雷霆手段，吓得立即上表“乃请还常山中护卫及群牧所、仪卫司官校”，算是保住了一条命，活到了宣德六年。
永乐帝朱棣以“靖难”起家，篡位上台，这就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样板，有明一代几次并不成功的藩王造反多少都有复制朱棣成功的意图。在永乐朝，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或许对皇位继承问题心怀不满，甚至有夺位“异志”，但是在仁宗、宣宗朝，这两位藩王并无造反谋划，“高煦之叛”和宣宗平叛不过是朱瞻基朝廷建构出来的皇权叙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