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印历史悠久，大致源于东周，盛于西汉，古亦称“金印”。铜制的印章，官私皆用，官用代表一定的官阶。汉代禄六百石以上佩之，南朝诸州刺史多用铜印，唐诸司﹑宋六部以下用铜印，清府﹑州﹑县皆用铜印。
青州市博物馆(原益都县博物馆)自1959年10月建馆以来陆续征集到一批古印，主要有官印、肖形印等。现择若干官印印章略作考释。
战国“左桁禀木”印
“左桁禀木”玺印发现甚少，最早见于罗福颐的《古玺汇编》，释文为“左桁禀木”。石志廉在《战国古玺考释十种》又对此印的释文及用途进行了考证，他认为玺文应为“左禀桁木”，其用途既不是称杆所用，也不是用来钤打粮食口袋上的封泥，应为在公用衡木中间部位打印用的火烙印。然而，从青州出土的“左桁禀木”印实物来看，此印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该印未发现烟薰的痕迹;其二，该印印面内凹。据此，我们认为未发现烟薰痕迹，这就排除了火烙印的可能新。印面内凹，说明该印只能在软体物上使用。如果玺印在硬物上戳记，日久天长，玺栏就会损坏。而此印印面较平，玺栏亦未损坏。故此印应为在粮食口封泥上钤印或在其它软物上戳记的玺印。
左：古代地理上以东为左。《晋书·温峤传》：“元帝初镇江左。”桁即横。《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周易义证类纂》：“行读为桁，贯鼎耳横木也……凡横木皆可谓之桁。”禀：米仓也。《商君书·农战》：“仓廪虽满，不愉于农。”木：应为玺或意义相通。那么，“左桁廪木”印不论如何识读，都是官府仓库中所用的一枚古玺。
庶长，乃官爵名，春秋时秦国设置，掌握军政大权，相当于卿。《左传·襄公十一年》：“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商鞅因变法有功，秦孝公“乃拜商鞅为左庶长”(《史记·秦本纪》)。
据《后汉书·百官志》“关内侯”条刘昭注，引汉刘邵《爵制》曰：“……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大庶长即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俾将军也。”
虽然汉袭秦制，也置庶长，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统一文字，颁用李斯创制的小篆，其他六国文字皆废弃不用。青州发现的这枚“右庶长之玺”，印文书写为大篆文，不是小篆，故应是先秦时古玺。再，先秦印信，无论贵贱，皆称为玺。《汉书·高帝纪》应邵注说：“古者印玺，尊卑共之。”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开始禁止臣民在印章中称玺，“玺”字成为皇帝大印的专用字。所以，凡古印中有玺字者都是先秦之物。
关内侯，爵位名，其延续时间较长，从秦汉创立至南北朝共计800余年。《汉书·百官公卿》讲，关内侯为二十等级的十九级，位在通侯(列侯)之下，一般封有食邑，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但不能立国。到了东汉后期，旧的爵位制度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新的爵位制度应运而生。《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具体为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内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旧列侯、关内侯合为六等。新建爵位“皆不食租”，只是一种虚设的名誉罢了。西晋时原为虚设的爵位皆食租。《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司马炎秦始二年(266)下诏“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十户十分之一”。
南北朝时爵位制仍实行，但仅成为一种名誉称号和品级。《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刘晔传》：“以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
此类印零星发现不少，见于著录的亦很多。《后汉书·百官志》：“司马主兵，如太尉。”“其领年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三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纯(屯)，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又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侯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侯以领兵。”出土的“军假司马”印与《后汉书》记载吻合。据此，军假司马为汉代统军打仗的军事武官。贺官保、陈长安根据孟津李家窑村发现的军假司马等(80枚)印和文献记载，推断出其设置和隶属关系：“常备武装设置为军司马、军假司马、假司马……军司马下设四个军假司马，军假司马下设八个假司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