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位千古明君都有哪些暴行呢?
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戮平民
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的时候，他所率领的清军，曾对普通百姓痛下杀手，被残害的百姓数量，不亚于一场大屠杀。
根据《清史稿·王骘传》中王骘对康熙的上疏就可以看出：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关于这份上疏中的诸多问题，在《清史稿》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 …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由此可见，上疏是在康熙帝解决三藩问题之后，“运粮行间”则代表康熙十九年出兵四川的松威道。文中提到的“时征云南”，所以，荡平应该指的是荡平云南和四川。在荡平之后，四川全境内的人口才一万八千多，根本不及其它省一个县的人口。
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四川人口的大规模锐减，应该是清军的屠杀所为。并且，除了四川之外，江西地区也发生了这样的事请。
在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的知县，对那次大屠杀进行了描述：
“自甲寅吴逆倡乱，… …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其实，清军对百姓的屠杀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一点，从清朝的文献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想必那些朝廷官员是不会黑化朝廷的。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理由，军队屠杀百姓的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严重的伤害，都有损康熙千古明君的形象。
暴行之二：迁海屠民十余年
康熙在位期间，强化了沿海迁界，这种行为直接导致沿海百姓被大量屠戮和驱赶，境遇非常的悲惨。
在《南明史》中，就有关于沿海迁界的记载，那么，沿海迁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清朝当时，在靠海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区域，并划定了这些区域的濒海距离，然后，满清政府就会在濒海边界处修建界碑，甚至，会修建一座城墙。
除此之外，清朝会把沿海居住的百姓统统赶到这一区域居住，如果，有百姓不服从命令，就会被屠杀。这个政策的出现，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占有的海岸线长度大大缩短。而且，这个政策在实施之后，中国的沿海地区也成为了无人区。
如果统治者觉得离海还是太近，就会继续下令迁移。可以说，清朝对海的恐惧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南明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在迁移的时候，统治者不仅会烧掉百姓的房子，屠戮百姓，还会将周遭的树木统统烧毁。真是清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根据文献的记载：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 …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那么，为什么清朝军队要把松柏树木都砍尽呢?
想必是，为了避免这些地方被海上的反清复明势力所利用。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讲述了广东省的请况：
“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在其《海上见闻录》中也说道：
“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虽然，这些描述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是，确实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惨状。
沿海迁界的政策推行了差不多二十年之久，而这个时期，就是康熙皇帝执政的时期。可能沿海迁界在刚开始的时候与康熙皇帝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在康熙皇帝执政期间，他却一直在强化沿海迁界令。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这一政策也是非常认可的。
沿海迁界政策，在刚开始施行的时候，只是迁移百姓，但是，后来到了康熙时期，朝廷就在边界处加了界墙，这在顾城的相关文献中就有记载：
“福建和广东的请况差不多，开初以擦旗、木栅、篱笆为界。”
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可见，康熙皇帝为了更好的使百姓远离海洋，竟然，将土墙改为了界墙。而且，他还在沿界地方修筑了寨和墩，并派士兵长期驻守。
曾大力推行这种政策的帝王，即使没有到暴政的地步，但是，被称为“仁君”确实有些牵强了。
暴行之三：文字狱残杀学者
在康熙执政时期，清朝也施行了文字狱。虽然，这一时期，发生文字狱的数量，根本不及乾隆和雍正时期，但是，有些文字狱的新质却十分恶劣。
1680年，清朝发生了朱方旦一案，这就是当时颇具代表新的一起文字狱案件。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就曾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就说到：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
根据孟森所说的朱方旦的罪名，明朝的王阳明、王艮等人，在清朝可能早就被杀头了。王艮出生不高，作为一名在明朝颇具威望的思想家，他不仅为人张狂，还常常自称“圣人”，门下所收的弟子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要说罪状，仅仅这一条就足够被康熙皇帝砍头的。
然而，王阳明更是发表了“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的轻狂言论，他平时也是常常聚众讲学，这样的行事作风，在清朝恐怕早就丢掉脑袋了。当时，朱方旦所犯的“罪状之一”就是“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
清廷认为：朱方旦的思想是标新立异，这其实是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的表现。除此之外，朱方旦的观点，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知道。但是，清廷却将此视为标新立异之说，未免太过迂腐，愚昧。
而吴伯娅在《朱方旦》中就讲到：“这些专制无脑的统治者，还大肆残害当时持有进步观点的臣子和百姓，真是把独裁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清朝还发生过戴名世的文字狱，当时，称其为“南山集案”。而这个戴名世，只是支持了方孝标为南明洗白的观点，最后，却被斩首。更又甚者，戴名世的亲朋好友，都受到了这件事的牵连，被发配到宁古塔为奴。(http://www.todayonhistory.com)
康熙皇帝制造的文字狱，不仅迫害了国家的知识分子，还将他们的亲朋家人统统杀害，真的是残忍之极。
暴行之四：文过饰非而杀人
康熙皇帝除了文字狱之外，还有一些资料显示他并不是一个明君，那就是《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名叫陈四，他是山西太原人，在康熙四十四年的时候，山西地区歉收，陈四就带着一大家子人外出避难。漂泊的他们，为了吃饭就开始沿街卖艺，但是，却被人以抢劫的罪名诬告了。
当时官员在审理案件之后，就给出了“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的结论。然而，康熙皇帝在听到这个案件之后，却是非常的震怒。最令他生气的是：陈四在案中提到康熙四十四年与四十五年歉收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巡查陕西的时候，当时的督抚一直上报粮食丰收，所以，康熙皇帝就认为：陈四在污蔑清廷，并下令刑部再次审理。
在康熙皇帝下令重查之后，曾经经手陈四案的官员，为了不忤逆帝王，就以“鸠党抢夺”的罪名判了陈四斩立决，而他的家人，则被发配到了宁古塔等地为奴，那些督办案件的官员，也因为溺职等罪名被降级。
其实，康熙皇帝(http://www.todayonhistory.com)对陈四这样一个底层人群的关注，就是因为他携家带口在街头卖艺。在康熙皇帝的眼里，这样抱团的人群，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谋反行为，但是，也不能保证他们没有谋反的想法。康熙皇帝这种断案逻辑，真的让人难以想象，简直比“莫须有”还无耻。
陈四因为饥荒出逃，并公然辩称是陕西粮食歉收，这不是在恶意抹黑清廷吗?抱着这样的态度，陈四被判斩立决，在康熙眼里，是一点也不冤枉的。那么，这个普通的百姓真的是在抹黑朝廷吗?为什么粮食丰收，他却要说歉收呢?
其实，这个事请，从雍正时期的一些史料中就可以看出。
雍正二年，汪景祺西行山陕的时候，就提到：
“(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在《请减丁银疏》中就就提到了：
“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由此可见，汪景祺提到的“三十年来”，就是康熙统治时期，而岳钟琪的“逃荒之民”现象，也发生在康熙时期。所以，被斩杀的陈四是冤枉的，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反倒是那些大臣没有说出当时的实际请况。
从这些行为来看，康熙作为千古名君也是不合格的，但是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康熙的这些行为只不过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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